诸侯联军在崇国周边设伏，成功击败前来增援的商朝附属国军队，切断了崇国的外援。
周国主力部队对崇国都城发起猛攻，吕尚先派工兵填平护城河，再用冲车撞击城门，同时派弓箭手压制城上守军。
崇侯虎见援军被灭、城门即将被攻破，亲自率军出城迎战，周文王亲自督战，周军将士奋勇杀敌，最终击败崇军，俘虏崇侯虎。
周军攻克崇国都城后，严格遵守周文王的承诺，释放奴隶、开仓放粮，崇国百姓纷纷欢呼雀跃，主动归附周国。
灭崇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周国彻底扫平了“东进伐商”的所有障碍——崇国作为商朝在西部的“最大屏障”，其灭亡让商朝失去了“西部防线”，周国从此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东进”；同时，崇国占据的渭水下游平原，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为周国后续“迁都、发展国力”提供了理想之地。
灭崇之战结束后，周文王做出了一个影响周国未来的重大决策——迁都丰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西岸）。此前，周国的都城一直在岐周（今陕西岐山），岐周虽地处西部，易守难攻，却也存在“远离中原、不利于东进伐商”的弊端；而崇国故地的丰邑（后改称丰京），则具备“得天独厚的建都条件”：
丰京位于渭水平原腹地，东接黄河中游，西连岐周故地，南邻汉江流域，北靠黄土高原，既是“交通枢纽”，又能“四面防御”，便于周国控制东部、南部诸侯，也便于后续东进伐商。
丰京周边地势平坦，渭水、沣水穿境而过，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程度远超岐周，能承载更多人口与农业生产，为周国“扩充兵力、储备粮草”提供了物质基础。
丰京距离商朝都城殷都的距离，比岐周近了三百余里，周国军队从丰京出发，可在十天内抵达殷都周边，大大缩短了“伐商行军时间”，具备了“突袭商朝”的战略优势。
周文王对丰京的建设极为重视，亲自规划都城布局。
丰京都城城墙按照“防御与象征并重”的原则修建，城墙高达三丈、宽两丈，墙外挖掘护城河，城内划分“宫城区、贵族区、平民区、手工业区、商业区”，布局规整，功能齐全。
在丰京都城中心，周文王下令修建了一座高达五丈的灵台。灵台不仅是“观测天象、占卜吉凶”的场所，更是周国“国力与王权”的象征——灵台顶部设有观测台，可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底部则设有“议事堂”，周文王在此召集诸侯、商议国事。灵台的建成，向天下诸侯彰显了周国“统一天下”的雄心。
为吸引人口迁入丰京，周文王颁布政策：“凡迁往丰京的百姓，可获得一亩耕地、免除一年赋税；手工业者可获得作坊、减免三年徭役；商人可免费使用市场摊位、免除关税。”政策颁布后，岐周故地、崇国旧地乃至周边诸侯的百姓纷纷迁往丰京，丰京很快发展成为拥有五万人口的“大国都城”。
迁都丰京后，周国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丰京成为诸侯朝贡的中心，归附的诸侯定期前来朝见周文王，周国“天下共主”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丰京的农业产量大幅提升，粮食储备足以支撑二十万大军；手工业（青铜铸造、纺织、制陶）规模扩大，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至南方的江汉流域。
周文王在丰京设立“学宫”，召集天下贤才整理典籍、传授知识，《周易》的部分篇章便是在此时完善，周国的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迁都丰京后，周文王并未停下“扩张”的步伐，而是将目光投向“南方”——南方的江汉流域、汝水流域，分布着众多蛮夷部落与小诸侯，这些势力虽不直接隶属于商朝，却也未归附周国；若能将其纳入势力范围，周国不仅能获得“南方的粮食、铜矿资源”，还能从“南方迂回包抄商朝”，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
为此，周文王采取“军事威慑与仁德感召并重”的策略，向南扩张：
对于“拒不归附、侵扰周国边境”的蛮夷部落（如荆楚部落），周文王派吕尚率领骑兵部队南下，以“快速突袭”的战术，迅速击败叛乱部落，将其领土纳入周国势力范围；同时，周军在南方修建军事据点，派驻军队驻守，确保南方边境稳定；
对于“愿意归附”的南方诸侯与部落，周文王采取“怀柔政策”——保留其原有首领的统治地位，仅要求“定期朝贡、出兵助战”；同时，派遣周国官吏前往南方，传授“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帮助南方发展生产。许多南方诸侯见周国“不恃强凌弱、真心助其发展”，纷纷主动归附，周国南方疆域扩展至长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