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3章 雄心渐失

作者:天民思想 加入书签推荐本书

隆兴和议尘埃落定之前,南宋朝堂的主战、主和两大核心派系便已遭遇毁灭性洗牌。主持北伐、力主恢复中原的重臣张浚,因符离之溃遭朝野非议,接连被贬,郁郁成疾,最终抱憾离世;而一贯主和、促成隆兴和议的汤思退,也因擅自撤毁边备、招致金兵南侵,罪责滔天,被孝宗赵昚贬黜流放,途中惊惧而亡。

两大派系领袖相继陨落之后,南宋朝廷的中坚重臣梯队迅速出现断层。迈入乾道新纪元,立志中兴、锐意北伐的宋孝宗,再度接连痛失一众肱骨老臣。沉稳持重、屡定朝局的陈康伯,是孝宗初年定国安邦的柱石,鞠躬尽瘁卒于任上;黄祖舜清正刚直、熟谙政务,常年辅佐中枢,骤然离世;王刚中精通兵略、熟稔边事,是朝堂为数不多的文武全才,猝然辞世;张焘历仕三朝、刚正敢言,屡次直言进谏、匡正朝政,最终老病归天;战功赫赫、镇守江防的宿将杨存中,常年拱卫南宋江淮防线,保障边境安稳,也随之病逝。

一连串重臣凋零,让本就根基不稳的孝宗朝堂人才极度匮乏、执政班子残缺零落。为填补中枢空缺、维持朝政运转,孝宗打破宋朝官场论资排辈的固有惯例,破格提拔资历尚浅、崭露头角的虞允文与洪适二人入辅中枢。奈何时局动荡、朝堂掣肘重重,二人或遭朝臣攻讦,或因政务过失、派系纷争,皆未能久居相位,短短时日便相继去职,使得南宋中枢再度陷入无人可用的尴尬僵局。

乾道二年(1166年)深冬,为彻底理顺中枢政局、补齐执政班底,孝宗经过审慎权衡,再度大规模调整朝堂人事。正式拜叶颙、魏杞为左右宰相,擢升蒋芾为参知政事,同时任命陈俊卿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至此,常年残缺、运转不畅的南宋最高执政班子终于全员配齐,文武重臣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朝野内外一时称颂,谓之“朝廷得人”。

看似人才济济、格局完善的执政团队,实则暗藏根深蒂固的派系分歧与政见对立。孝宗此番人事任免,本意是调和朝堂主战、主和两大派系,平衡朝野舆论,实现政局稳中有进。但四人政见壁垒分明、理念相悖,在对金国策、北伐恢复、民生军政等所有重大朝政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分歧巨大,始终无法同心同德、协同理政,朝堂内部暗流涌动、内耗不断。

四人之中,左相叶颙是坚定的中兴主战派,毕生以收复中原、光复旧土为己任。拜相之后,他第一时间匡扶朝纲、举荐贤能,极力向孝宗推举汪应辰、王十朋、陈良翰、周操等一众坚守气节、力主北伐的清流主战大臣,试图重塑朝堂主战风气,为日后孝宗北伐蓄力造势,一心辅佐君主完成中兴大业。

而右相魏杞则截然相反,自始至终都是朝堂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坚决反对兴兵北伐。早在隆兴年间,魏杞便与汤思退等主和权臣交往密切,唯汤思退马首是瞻,深度参与隆兴和议的磋商订立,始终奉行屈己和金、息兵安民的国策。此番身居宰辅高位、执掌朝政大权后,每逢孝宗召对议事,谈及整军备战、图谋恢复、收复河山的规划时,魏杞便罗列天时、地利、人事种种不足,反复劝谏孝宗放弃北伐念想,极力阻挠一切进取之举。日复一日的消极劝阻,彻底消磨了孝宗的进取之心,让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孝宗倍感失望。

乾道三年(1167年),冬至时节天降惊雷,在古人眼中是天象示警、朝局有失的不祥之兆。孝宗借机发挥,以灾异免相的传统惯例为由,下诏同时罢免叶颙、魏杞二人相位,一举清空政见对立的两相中枢,结束了此次派系混杂、内耗严重的执政格局。

次年二月,孝宗提拔蒋芾为右相,令其独掌中枢相权,总领朝政机务。此时的孝宗,搁置朝堂纷争、重整军备,心中的北伐热情再度高涨,满心期许同样以主战闻名朝野的蒋芾,能够统筹军政、筹划北伐方略,整饬边备、伺机起兵,助力自己完成恢复大业。

可令朝野大跌眼镜、令孝宗彻底心寒的是,素来标榜主战的蒋芾身居相位、手握大权之后,态度骤然反转。面对孝宗的北伐构想,他屡屡以“天时人事皆未至,国力空虚、边备未足、不可轻举”为由,极力劝阻孝宗息兵守成,主张恪守隆兴和议、维持宋金现有和平格局,坚决反对主动兴兵开战。后续孝宗决意筹备北伐,打算任命蒋芾为北伐统帅、总领江淮军务时,蒋芾更是直接断然拒绝、推诿避事。

接连的辜负与抗拒,让孝宗龙颜震怒、愤然不已。仅仅五个月时间,孝宗便彻底放弃对蒋芾的期许,下诏将其罢免相位,再度更换中枢执政。

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孝宗再度调整朝堂格局,任命刚正忠直、矢志恢复的陈俊卿为右相兼枢密使,总揽朝政与军政大权,不久之后便晋升其为左相,成为朝堂首辅。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孝宗再度起用采石大捷立下盖世奇功的虞允文,任命其为枢密使,执掌全国军务;同年八月,擢升虞允文为右相,依旧兼任枢密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陈俊卿与虞允文二人,皆是南宋中后期坚定不移的主战派核心重臣,孝宗此番人事任免,清晰传递出自己从未放弃收复中原、中兴大宋的坚定志向,朝堂主战风气再度高涨,北伐筹备工作全面重启。

虞允文拜相秉政之后,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一改此前苟安保守的朝局。他直面隆兴和议的屈辱条款,主动向孝宗进献国策,提议派遣使臣北上金国,向金朝正式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索要北宋帝王陵寝所在的河南故土,收回中原祖地;二是废除宋金交往中尊卑有别的屈辱礼仪,重塑南宋国格、恢复两国对等外交。

然而同为主战派的左相陈俊卿,却与虞允文的激进方略产生严重分歧。陈俊卿深谙宋金国力差距,深知南宋军备、财力、民心尚未达到北伐条件,认为此时遣使索地、更改礼仪过于操切,纯属徒劳之举。此举不仅无法改变南宋屈居人下的屈辱格局、难以收复故土,反而会激怒金国、引发金人猜忌,让金朝提前整军备战、戒备南宋,彻底打乱南宋暗中蓄力、从容筹备北伐的长远规划,得不偿失。

两大主战重臣激烈相争、朝堂议论纷纷,最终孝宗权衡利弊,采纳了虞允文的激进主张,决意遣使赴金交涉。政见相悖、理念难合的陈俊卿见自己的方略不被采纳,深知朝堂进取之风已起,自己的稳守策略再无立足之地,无奈之下主动请辞、挂冠去职。

此次遣使改约的构想,最终因金国强硬拒绝而彻底落空,宋金僵局未能打破。但经此朝堂洗牌,阻碍北伐的保守势力尽数离场,此后数年间,朝堂中枢由虞允文独相主事,总揽朝政、统筹军政,全心全意与孝宗密谋规划北伐大计,整军练兵、储备粮草、调度将帅,为东西两路并举、收复中原做足准备,南宋迎来了中兴以来最积极进取的朝堂局面。

乾道八年(1172年)九月,常年身居中枢、日夜操劳的虞允文身心俱疲,屡次上书恳请辞去相位。孝宗惜才之余,为统筹南北双线北伐布局,应允其请,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将虞允文调离中枢,外放镇守川陕要地,任命其为四川宣抚使,加少保、武安军节度使,晋封雍国公,全权负责川陕西线的军政、备战与北伐调度;而江淮东线的防务与北伐事宜,则由孝宗本人亲自坐镇、直接统筹指挥。君臣二人定下密约,待川陕、江淮两地军备充足、时机成熟,东西两路大军同时起兵,双线北伐、会师河南,一举收复中原失地。

奈何天不假年,身负北伐重任、镇守西陲的虞允文呕心沥血、日夜操劳,赴任不足两年,便积劳成疾,猝然病逝于四川任上。

虞允文的离世,成为宋孝宗一朝国策的终极转折点。自此之后,南宋朝堂再无这般文武兼备、胆识过人、意志坚定、声望卓著的顶级主战重臣,朝堂主战势力彻底断层,再无人能统筹全局、主持北伐大业。经年累月的朝堂更迭、人事反复、北伐屡屡受阻、肱骨重臣接连离世,彻底磨灭了宋孝宗早年锐意进取、恢复中原的万丈雄心。

晚年的赵昚彻底转变治国理念,彻底摒弃进取北伐的国策,转而以求稳守成、安内固本为核心,将治国重心从对外收复河山,转向对内休养民生、稳固统治、发展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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