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正月初五。
冰雪未消的临江山谷里，764厂正门的大铁门嘎吱吱推开，滚烫的热蒸气从各车间的排气口呼呼涌出，把房檐上的冰棱子震得扑扑直掉。
陈砺站在军转民办公室的窗前，顺着玻璃上的霜花看着热火朝天的车间大楼。
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整齐地叠放着几份刚送到的《人民日报》以及764厂1985年度的排产计划。
陈砺拉开窗户，让刺骨的冷风吹醒略微发昏的头脑。
此时的国内外局势，在陈砺脑海中盘旋成一张清爽、却处处藏着暗流的工业地图。
大洋彼岸，苏美争霸仍在白热化阶段。
报纸上写的是军控谈判、峰会和“星球大战”计划。
美国带头收紧技术清单，西方国家对高端设备层层设卡，苏联则把更多钢材、燃料和卡车压进军工体系。
表面上是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喊话，背后却是一张张订单、一列列车皮和一座座熔炉在较劲。
而眼下的国内，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向改革开放与商品外贸转型的关键节点。
南方的特区在用合同换设备，沿海的港口在用美元换原料，可内地许多军工厂仍守着“等任务、等拨款、等通知”的旧习惯。
陈砺看过一些只在小范围流转的内部简报：
有的厂房设备开机率不足三成，八级工坐在车间门口下棋；
有的厂子账面上还有几十台精密机床，库房里却连买刀具的钱都没有。
军品任务一减少，财政拨款就要优先保重点型号，剩下的工人工资只能一拖再拖。
那不是报纸上几行“生产困难”能说清的事，而是一家家职工在腊月里掂量粮票的沉重声音。
国家为什么急着要外汇？
因为国内能炼出钢，却未必能马上做出先进轧机的轴承；
能造出机床，却缺一套稳定的数控系统；
能生产化肥，却还要进口关键催化剂和成套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