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
锦江宾馆的二楼中型会议室。
长条会议桌上铺着墨绿色的绒布，桌面上散落白瓷茶杯，以及几个已经堆满烟蒂的玻璃烟灰缸。
今天是全国军工系统军转民工作协调会的第二天上午。
昨天散会时留下的火药味，不仅没有因为一夜的沉淀而消散，反而在每个人心里憋得更重。
方敬尧坐在西南局的席位上，眼圈泛着青黑。
他昨晚几乎一夜没合眼，满脑子都是昨天下午许正平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以及陆怀民最后宣布散会去核查情况时的凝重表情。
桌子斜对面，中南兵器工业管理局的许正平正襟危坐。
许正平的腰板挺得笔直，目光时不时扫过方敬尧，眼神里带着一种志在必得的冷硬。
会议重新开始后，先是几组常规的区域汇报。
东北代表讲得嗓子沙哑，汇报着某大型火炮厂转产普通车床和民用机床的成果，产值数字虽然拉得很高，但利润薄得像纸，折旧算下来甚至还在亏损；
华东代表的声音稍显轻松，他们靠着沿海的便利，迅速切入了电风扇、双缸洗衣机和小型农机，但紧接着就大倒苦水，说地方国营和乡镇企业模仿太快，价格战已经打到了骨头里；
而轮到中南局汇报时，几家老三线厂的代表声音越压越低，汇报的条目里几乎全靠主管部门的补贴和地方财政的贴息贷款在勉强维持工人工资。
中南局的整体军转民数据，在整个会场里明显排在末尾。
许正平心里很不舒服。
过去几年，大家都是在深山老林里扛着军工烂摊子，谁也不比谁高明多少。
西南局守着那堆重山大沟，情况甚至比中南还要险恶，方敬尧开会时向来只能坐在后排听批评。
可偏偏冒出来一个红岭。
一夜之间，方敬尧成了全国军转民的先进典型，而自己反倒成了拖后腿的反面教材。
许正平不信。
他绝不相信一个靠做高压锅起家的濒死小厂，真能靠几口铝锅在海外换回几百万的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