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春天到1998年夏天，整整一年半，高承勇一直待在老家榆中，所以白银没再发生同类命案。
局里渐渐松了口气。不少人说，肯定是上次大排查把人吓跑了，指不定逃去新疆、青海了，再也不敢回来了。
陆续有警力被抽去办别的大案，专案组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张树平带着几个人，还在盯着那堆卷宗。
很多人都觉得，这串系列案，大概就这么冷下去了。
张树平却不信。他总觉得，那个凶手不会就这么走了。他只是在等，等所有人都松懈下来。
他的预感，又一次应验了。
1998年11月30日，东山路的平房区。二十八岁的家庭主妇崔兰兰独自在家，丈夫早上出门去批发市场进货，要傍晚才回来。
邻居说，一整天都没听见她家有什么动静，以为她出门了。
傍晚丈夫回来，掏出钥匙开门，锁是从里面反锁着的，喊了半天没人应，撞开门才发现人已经倒在了里屋的地上。
现场干净得反常。桌面、柜门、门把手都被仔细擦过，没有留下完整指纹；地面被刻意清扫过，只在墙角留下了半个不完整的解放胶鞋印。
死者还是颈部一刀致命，死后被性侵，钱包里的三百多块现金被翻走。
“撬锁进去的，进屋后从里面插了插销、拧了保险。”技术员蹲在地上，指着锁芯的撬动痕迹，“走的时候又把插销拔开了，带上门就走，从外面看门跟正常锁了一样。
死者丈夫有钥匙拧不动，以为是里面反锁了，其实是锁芯被撬变形了。”他顿了顿补充：“手法比之前更利落，撬锁几乎没发出声音。清理现场也更仔细，比去年水川路那起又进了一步。”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之前警方还能凭借“撬锁入室、现场遗留痕迹”总结出固定特征，现在他把痕迹越抹越少，留给警方的线索越来越碎。
他没有换核心的作案方式，却在一点点打磨所有细节，补上所有可能暴露的漏洞。
“他在学。”张树平的手指敲着现场照片，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换排查方法，他就升级反侦察手段。
我们补漏洞，他就把自己的痕迹收得更干净。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我们所有人想的都强。”
窗外的暮色里，下班的人流熙熙攘攘。
高承勇混在人群里，揣着擦得发亮的匕首，慢慢走回永丰街的出租屋。
围网越收越紧，排查越来越密，可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猎手，藏在人群的阴影里，不断变换着捕猎的方式，没人能看清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