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消失了，是不敢动了。记住，技术一直在往前发展，今天破不了，不代表明天破不了。
早晚有一天，要把他从人堆里揪出来。”
但令张树平没想到的是，凶手从2002年以后真的不再作案了，不是蛰伏，而是彻底歇手了。
根据高承勇落网后的审讯供述，他在2002年彻底停止作案，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下的趋利避害选择，并非良心发现或主动悔罪，核心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侦查技术升级带来的生存恐惧，这是他收手的直接导火索。
虽然他曾在永丰街租住片区近距离接触到排查通知后及时逃离，但想着每次都不可能这么幸运。
他在审讯中明确供述，自己此前只担心指纹、鞋印，知道dna技术后，明白只要在现场留下一点生物痕迹，早晚会被查到。
因此后期每次作案后焦虑感都远大于扭曲的满足感，恐惧彻底压过了作案欲望，使得他不敢再冒任何风险。
其次，是熟悉的作案环境彻底消失了。
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白银市区启动大规模旧城改造：他赖以作案的连片老式平房、无门禁的老旧家属院大量被拆除，新建居民楼普遍安装了防盗铁门、单元门禁，部分成型小区有门卫值守，传统撬锁入室的难度陡增。
同时经历多年全城恐慌，白银市民防范意识大幅提升，白天在家也会插门落锁，独居女性警惕性极强。他习惯的“随机闲逛、顺手撬锁、低风险作案”的土壤不复存在，很难再找到高把握、低暴露的目标，强行作案被抓的概率成倍上升。
第三，家庭牵绊成为现实约束。
2002年前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进入小学高段和初中，正是学业、名声的关键成长期。
他在榆中老家和宗族里始终维持着“老实本分、顾家肯干”的农民形象，一旦案发，不仅自己死罪，妻子和两个儿子的人生也会彻底毁掉，孩子会一辈子抬不起头。
他在供述中提到，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敢赌。
家庭是他唯一的现实软肋，也是他压下作案念头的重要约束——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也需要“正常人”的身份做掩护。
最后，年龄增长与生理冲动强度下降。
高承勇生于1964年，2002年时已经38岁。随着年龄增长，最初驱动他作案的扭曲性冲动与控制欲，相比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巅峰期有所减弱。
再加上常年处于恐惧和警惕中，心理消耗极大，作案带来的快感越来越少，事后的焦虑和后怕越来越重，驱动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冒杀头的风险。
就这样，高承勇彻底停手了，一停就是14年，直到2016年的一起意外事件让他暴露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