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贩模样的男人挤进赌档，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钞：“我押十两，皇帝活不过立冬。”
庄家看了他一眼：“你咋知道啥时候立冬？”
“我娘就是立冬那天死的，”男人低声说，“因为衙役强征炭税，抢了她过冬的柴火。她说，这世道，连冷都不让人好好挨。”
庄家沉默片刻，接过钱，盖了章。
陈长安看到这一幕，没动。
他知道，真正推动赔率的，从来不是什么高谈阔论，而是这些藏在衣襟里的旧伤。
日头偏西，市声鼎沸。
一条街上，五个赌档同时更新赔率，最高的已经开到一赔八点一。
有人开始倒卖“信息”：
“听说户部右侍郎昨夜连夜搬家！”
“工部三位主事今早就递了病假条！”
“北城米价涨了三成，有人囤粮！”
真假难辨，但没人计较。
恐惧本身就成了燃料。
一个穿粗布衣的老妪颤巍巍走到赌桌前，从怀里掏出一枚银簪：“我押五两，皇帝倒台。”
“老太太，你这簪子不值五两。”
“值不值，我说了算。”她盯着对方，“我儿子死在边关，战功簿上写的是‘为国捐躯’，可家里连抚恤银都没见着。你们说朝廷讲理，那我问你——理在哪儿？”
周围一片安静。
庄家最终接过簪子，登记了押注。
陈长安依旧站在戏台残基上，风吹起他的衣角。
他没有笑，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