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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以后，东京变得越来越夸张。
我工作的地方也换得越来越快。
做过仓库，跑过配送，在千叶的冷藏库里搬过冻得发硬的纸箱，也去过车站后场，凌晨四点跟着货车把当天要卖的东西送进柜台。
后来有一阵，我还在歌舞伎町边缘的一间卡拉ok店里做设备维护——当然，是西园寺的。
那家店地方很小，客人却多得吓人。
星期五晚上，门口从八点一直排到凌晨。年轻职员下班以后拎着公文包来唱歌，结账时拿出一叠万元钞票，谁也不问包厢费究竟是多少。
有一次，一家公司包下整层替新入职的员工办欢迎会。
喝到最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钱。
真的是撒。
一张张万元钞票被他揉成团，丢给同事，让他们猜里面包着多少硬币。
店长怕出事，让我和另一个人过去劝。
那年轻人靠在墙上，脸喝得通红，听见我们说别糟蹋钱，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钱算什么啊，大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个月奖金就回来了。”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钞票。
那一张，差不多够我和妻子吃半个月。
我忽然很想揍他。
可我最终只是弯下腰，把钱一张张捡起来，交给他的同事。
回南千住的电车上，我一直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