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收到材料的当天下午就启动了调查程序。
赵文远名下三家公司的银行流水被正式调取。硬盘数据被技术人员在下班后悄悄提取。一切按程序走，不声不响。
同一天，三通电话打到了三个不同城市。
接电话的是赵文远曾经带过的三个已毕业研究生。调查员的开场白差不多：例行了解一些学术合作的情况，请如实回答。
在深圳那个女生，听完调查员的描述之后，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
长到调查员以为信号断了，开口问了一句“喂？“
女生才重新出声。
“我以为是我自己不够好，所以论文只能挂他的名字。“
调查员没有回话。
笔尖在记录本上停了两秒，又继续往下写。
赵文远在这三天里并非一无所觉。
他发现办公室的电脑在下班后有被动过的痕迹。鼠标的位置跟他锁屏前不一样，显示器的亮度被人调过。
他打了三个电话。
省厅教学规范委员会的老朋友周德生，响了十一声，没接。
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副处长刘明宏，接了，寒暄两句，说在开会，改天再聊。挂得很快。
陈松柏的电话倒是通了，但老师的语气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聊天会拉家常，问问师母身体好不好，现在陈松柏只说了两句话。
“文远，最近安分一点。少折腾。“
然后挂了。
赵文远拿着手机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转了半圈，对着窗户。
外面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几片干透的落在窗台上，被风推着刮出细碎的沙沙声。
那些在饭桌上拍着他肩膀喊“老赵“的人，那些每年教师节准时收到他两条中华烟的人，那些在论文评审时帮他说过好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