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舆论界对此反应复杂。
一部分保守派报纸，如《晨邮报》，指责莱昂纳尔“傲慢无礼”“以诡辩恶意挑拨帝国与忠诚的印度臣民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他的言论暴露了对帝国治理结构的无知与偏见。
而自由派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新闻报》，则从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每日新闻报》的一篇评论写道：
【索雷尔先生的提问，实则尖锐地指向了我们帝国政策中的一个悖论——
我们既期望殖民地的精英接受我们的文明与价值观，成为帝国事业的合作者；
却又在政治权利的领域为他们设置了无形的玻璃幕墙。
这种“荣耀”与“实质”的脱节，或许正是未来隐患的根源。】
但是尽管立场不同，但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都达成了一个奇妙的共识：
莱昂纳尔·索雷尔选择流亡英国，本身就是对不列颠制度优越性的最佳背书！
《泰晤士报》在一篇颇具代表性的社论中宣称：
【一个作家在他的祖国因言获罪，遭受暴徒威胁，最终选择跨越海峡，来到伦敦寻求安宁与继续发声的自由。
尽管索雷尔先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殖民政策，但他的双脚、他的理智，却选择了这片真正崇尚自由的土地。
这恰恰说明，大不列颠的文明与自由，并非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扎根于法律与实践之中。
反观我们的大陆邻居，尽管整日将“自由、平等、博爱”挂在嘴边，却连一位持有不同政见的作家都无法容忍
——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国家的文明程度，显然并不是由是否在无国王或皇帝统治下决定的；
而在于在于是否真正具备包容异见的广阔胸襟与保障自由的先进制度！】
这种对对法国毫不留情的嘲弄，瞬间在引爆了巴黎的舆论场，甚至形成了一股海啸。
法国的自尊心被严重刺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