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写信，写给远在圣彼得堡的父亲，请求他去干涉一桩奥克拉纳的案子，去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学生。
为了一个写的人的承诺。
她走到书桌前，铺开信纸，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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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布提尔卡监狱。
一月末的风像刀子，刮过监狱高耸的砖墙，在铁窗缝隙里发出尖锐的呜咽。
墙是深红色的，砖块有些年头了，缝隙里长着黑黢黢的霉斑。
窗子很高，窗口很小，嵌着粗铁条，玻璃脏得几乎不透光，只能看见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天。
安东·契诃夫坐在牢房角落的木板床上，背靠着冰冷的砖墙。
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个月。
牢房不大，只有二十步长，十五步宽，却关着三十多个人。
地面是夯实的泥土，湿漉漉的，泛着一层油光。
角落里放着一个木桶，那是便桶，盖子半开着，散发出刺鼻的氨水味。
床位根本不够。
木板搭的通铺挤了二十个人，剩下的十来个就睡在地上，铺些干草或破布。
契诃夫运气好，分到一个铺位，虽然只是最靠墙的角落，但至少不用直接睡在泥地上。
牢房里有各种人。
靠门那边住着几个和他一样的学生犯，其中一个叫谢尔盖的大学生，来自喀山大学，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抓。
他又瘦又高，戴副破眼镜，镜片早裂了，只能用线绑着。
他总在低声和别人说话，讲些什么“土地与自由”“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