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们笑了，但笑完又沉默。
他们想起这六天读过的故事——
《小公务员之死》，一个低阶的官僚，只因为不小心往将军身上打了个喷嚏，就把自己活活吓死了；
《在钉子上》，通过墙上挂不同级别官员帽子的一颗钉子，映照出办公室里的森严等级；
……
还有今天的《站长》，一个火车站的站长在值班时有了艳遇，一个女人愿意与他幽会，结果对方丈夫却抓过来了。
站长狼狈地在火车底下钻来钻去，想要逃跑，结果那个丈夫只是要他每个月给自己25卢布，并且给侄子谋个差事。
有人问：“哈，25卢布？那是多少法郎？”
“大概60法郎，要么就是70法郎。”
“他的妻子张张腿，一个月吃穿就不愁了。”
“还能给侄子谋个火车站上的差事。”
很快，大家又不说话了，巴黎人的心此刻也也被刺痛了。
起初，并非所有读者都买账。
一些骄傲的巴黎人，尤其是那些评论家和老派读者，永远以法兰西文学为世界圭臬。
他们在看到《费加罗报》如此大张旗鼓地力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年轻人时，感到了冒犯。
“《费加罗报》是疯了吗？把宝贵的版面，连续一周给一个俄国医学生？我们法国没有自己的新秀了吗？”
类似的质疑声在最初两天确实存在，甚至有不少读者写信到报社，质问编辑的选择标准。
然而，从第三天开始，这种声音就像退潮一样，迅速消失了——因为作品本身会说话！
读者或许是带着挑剔和偏见翻开报纸，但只要读下去，就很难不被那些故事抓住。
这些故事辞藻朴素，情节简单，也不煽情，只是平静、冷酷地展示小人物的尴尬、窘迫、恐惧、贪婪、卑微……
契诃夫将俄罗斯社会巨大的社会压力，浓缩在日常琐事当中，把悲悯藏在幽默背后，让越来越多读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