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黑市上，一本完整的《1984》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是《良言》原价的10倍。
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但也更危险——持有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逮捕。
九月底，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突然提高声音：
“他们在看着我们！税务局看着，警察局看着，总督府看着！但我们要问——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可以看着我们，我们却不能看着他们？”
人群里立刻有人喊：“因为他们有枪！”
萨钦说：“枪只能打死人，打不死思想！伦敦现在怕一本书，怕一个法国人写的书！那本书叫《1984》，里面有一句话——‘她一直在看着你们’！”
警察冲过来抓他时，他已经跳下演讲台，混进人群跑了。但他的话传开了。
那天晚上，萨钦躲在朋友家里，朋友问他：“你真读过那本书？”
萨钦摇头：“只读过几页手抄本，但够了。重要的是，伦敦在怕它。如果伦敦怕它，就说明它说对了。”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个法国作者……他叫索雷尔？”
萨钦点点头：“莱昂纳尔·索雷尔。他曾经在伦敦帮穷人写信，现在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驱逐。”
“他真的这么做过？”
“嗯，虽然他是法国人，我们是印度人。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他是第一个在伦敦说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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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查禁《1984》的消息，几乎立刻被爱尔兰民族主义报纸当作一份现成的证据：
帝国的统治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容！
“oldladyiswatchingyou”的口号被印在粗糙的传单上，被涂写在墙角和酒馆后门。
这里没有人关心《1984》的文学价值，但在集会上，“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名字被反复提起。
他被视为一个替所有被统治者承受了大英帝国第一击的殉道者！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知识分子们谈论的并不是，而是法国和英国报纸对禁书事件的不同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