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卡特，缝衣女工的父亲，他的女儿周薪十二先令，他本人已经六十七岁了。
乔·哈里斯，二十二岁，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今年春天刚结婚，妻子怀孕了……”
他一连说了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最普通的生计。
“这些人，就是控方口中的‘煽动组织骨干’。他们每天操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孩子的健康，父亲的药钱。
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动机去‘策划颠覆活动’吗？”
说完这些，亨利·布拉德才走到陪审团席前，看着那些穿得体面外套的绅士们。
“去年十月，莱昂纳尔·索雷尔，一个法国作家，偶然来到弯镐酒吧。他看到那里有人不识字，没法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就主动帮忙。
他收两便士，只是一杯啤酒的价钱。他听了那些人的故事——儿子在印度当兵，女儿嫁到外地，兄弟欠了债，妻子生了病——然后帮他们把心里话写下来。
这叫做‘收买人心’吗？这叫做‘善意’，先生们。最朴素、最直接的善意。这些人感激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煽动者’，而是因为他做了件好事。
一件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
旁听席后排，一个衣服上都是补丁的老妇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布拉德继续说：“至于他们后来对记者说的话，那有什么奇怪？一个人帮了你，你觉得他是好人，你自然愿意告诉别人。
这难道犯法吗？在大英帝国，说一个人是‘好人’，什么时候成了罪行？”
控方律师福斯特站起来：“反对！辩方在歪曲事实。这些人赞美的不是普通的‘好人’，而是一个公开侮辱女王陛下、诋毁帝国制度的外国作家！”
布拉德转向他：“福斯特先生，他们开始赞美他的时候，《1984》还没写出来。《加勒比海盗》也还没开始连载。
他们只知道，有个叫‘詹姆斯·邦德’的先生，在酒吧里帮他们写了信，走时还把钱留给了‘老烟斗’吉姆的家人。
他们赞美的是这个，这有什么错？”
福斯特冷笑着：“但他们后来继续赞美他，甚至在《1984》出版之后！”
布拉德点头承认：“有些人或许说了。但那是他们的个人感受。法律禁止的是‘煽动性言论’，是意图激起对女王和政府的憎恨。
说一句‘邦德先生是好人’，这构成‘煽动’吗？如果构成，那么全英国每天有多少人该被抓起来？”
旁听席里有人低声赞同，就连陪审团也面面相觑，觉得这个辩护人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