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7日，巴黎，新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亨利·布里松站在波旁宫讲坛上，像一头准备冲锋的公牛。
一周前，在远东那一连串可怕又可耻的失败後，儒勒·费里内阁企图追加新的战争预算的提案被议会无情地否决了。
克列孟梭在发言中，将费里的殖民理论—「高等文明对低等种族的权利与文明义务」驳斥为沙文主义藉口。
他还借德国学者曾「科学证明」法国人种劣於德国人的例子，讽刺费里种族等级论的虚伪。
这场精彩的演说，直接促使众议院彻底对政府失去信心。
按照惯例，儒勒·费里在第一时间就宣布辞职，结束了自己长达两年半的第二个总理任期。
现在轮到亨利·布里松了。
他面前摊着一份讲稿，但他几乎没有看过一眼。
那些话他已经准备了很久，从他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起，就在心里反覆琢磨。
「议长先生，各位议员。」
大厅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预算，不是为了争论关税，更不是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党派之争。」
「我要谈的，是法兰西未来该走向何方！」
「过去四年，我们一直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一场我们不知道为什麽要打，不知道什麽时候能结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的战争。」
「儒勒·费里先生告诉我们，越南是我们的天然殖民地」。他说那里有橡胶，有煤矿，有香料。
他告诉我们，只要控制了越南，我们就能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就能和英国在远东抗衡「」
。
布里松的声音忽然提高了。
「但费里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了这个天然殖民地」，我们已经花了三亿法郎。整整三亿！」
他伸出一只手，竖起三根手指头。
「足够修一整条巴黎到马赛的铁路，够建一百所公立学校，够把法国的所有村庄都通上电报线，给巴黎每个家庭拉上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