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看着这个孩子出生、长大、牙牙学语，还教过他读书、识字和算数，后来又看着他离开巴黎来到英国。
伦敦人现在把安德烈当作危险的革命者，可在她眼里，他仍然是那个受了委屈以后也不肯向大人诉苦的倔强孩子。
“你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佩蒂擦了擦眼泪，和安德烈拥抱了一下。
“我在信里写过，这里没有报纸说得那么糟。”安德烈仍然试图安慰她。
“所以你就觉得我不会来？”
“我最怕的就是您会来。”
佩蒂拉过他的两只手，看到他手腕上有没有镣铐留下的伤，才放心了些。
“收拾一下，现在跟我走。”佩蒂一边说，一边就开始动手，“外面有汽车把我们送到车站，今天先去多佛，明天就能到巴黎。你母亲在等你，艾丽丝也在等你。伦敦没有人能阻止你回家！”
“佩蒂阿姨，我不能回去。”安德烈轻轻按住了佩蒂的手。
“我不是来问你愿不愿意。”佩蒂有些生气。
“可我不能走。”安德烈的语气很坚定。
佩蒂声音严厉起来：“你留在这里能做什么？通信桌被查封了，同你一起做事的人被捕了，外面的局势每天都在变。你坐在这间牢房里，既不能替人写信，也不能参加集会。先回巴黎，等英国平静下来再说。”
“等英国平静下来，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不是更好吗？”
“那要看是谁结束它的，又是用什么办法结束的。”
佩蒂显然不想在牢房里同他讨论英国的未来：“你父亲已经替法国工人做了那么多事，你想帮助英国工人，可以在巴黎写文章，可以让全欧洲的报纸报道他们。没有人要求你非得把命留在伦敦。”
“可我不想让英国工人的抗争，最后又变成索雷尔先生替他们完成的改革。”安德烈摇了摇头，“他们要的权利只能由他们自己争取，不是靠谁来施舍！”
“那你更应该走。你不是说过，不想做英国工人的法国领袖吗？”
“我不是他们的领袖，也不会因为留在这里就变成领袖。”安德烈看向敞开的牢门，“正因为这样，我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让索雷尔家的汽车把我一个人接走。”
“外面那些人不是你父亲叫来的，是我叫来的。”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