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母是在军区大门口被拦下的。
那天早上沈聿恒本来要送她去火车站，临时被营里叫走处理紧急训练事故，就让她自己搭后勤处的顺路车去。
沈母拎着包袱和周玉兰走到军区大门口，哨兵伸手拦住了她。
“同志，请出示证件和出门条。”
沈母从兜里掏出沈聿恒给她开的出门条递过去。
哨兵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她，目光在她胳膊上停住了。
沈母穿了一件长袖褂子，可袖口往上蹭了一截，露出手腕上一片红点子，有的地方挠破了渗着黄水。
哨兵皱了皱眉，又看了一眼周玉兰。周玉兰正拿手指头挠后脖颈，脖子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头发里好像还有东西在动。
哨兵往后退了半步，把出门条收起来：“同志，你跟我来一下。”
沈母被带到了军区卫生所的检疫室。
检疫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军医，戴着白口罩白手套，拿放大镜在沈母袖口上找了一会儿，又翻了翻周玉兰的头发，脸色变了。
“虱子，活的还挺多。”检疫员合上本子，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摇“接政军区医院，我找季主任。”
季主任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按规定办，一定要确保消杀干净。”就把电话挂了。
沈母和周玉兰被送进了军区后面的隔离所。
那排土坯房在家属院最北边，紧挨着戈壁滩。平时没人去，窗户上钉着纱网，门口挂着草帘子。
每天有卫生员来送药，六六粉兑了水，擦在身上一股刺鼻的味道。
衣服被褥全被收走，搁在大锅里煮。
沈母在隔离所待了六天，每天拿六六粉擦身子，擦得皮肤又干又痒，比虱子咬的还难受。
周玉兰的头发被剪短了，剪下来的头发扔进灶膛里烧了，烧的时候噼里啪啦响，听得她直掉眼泪。
第六天，卫生员检查了一遍，说虱子没了，卵也没有了。
但还得观察三天，衣服被褥都要重新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