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老办公楼。”
老办公楼在城西，是一栋五层的水泥建筑，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有几块脱落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新办公楼建好之后，这里就改成了存放旧档案和闲置办公用品的仓库，平时很少有人来，门口只有一个退休返聘的老门卫，耳朵背得厉害，隔着三米喊话都听不见。
谢依兰只是绕到门卫室后面，在窗户上敲了三下，两长一短。老门卫就开了门，看了他们一眼，什么都没问，转身回去继续听他的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深夜的京剧节目，一个老生在唱《空城计》，声音沙哑苍凉，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像从另一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叹息。
地下二层的入口在走廊尽头，是一扇铁门，门上挂着“档案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锁已经锈死了。谢依兰从头发上取下那根发夹，掰直，插进锁孔，左右转了四次，铁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嗒声，开了。
楼道里没有灯。楼明之打开手机电筒，光束照亮了一条向下延伸的水泥台阶，台阶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灰上有几排脚印。脚印很新，边缘清晰，没有灰尘覆盖——有人在最近几个小时内来过。
不止一个人。至少三双不同的鞋印，鞋码从三十八码到四十二码不等，其中有一双是女鞋，高跟鞋，鞋跟很细，在灰尘上戳出一排小洞，像缝纫机扎过的针脚。
楼明之蹲下来，用手指量了一下鞋印的深度。高跟鞋的印子最深，说明这个人的体重最重，或者她停留的时间最长。鞋印的方向是朝下的，只有进去的脚印，没有出来的。
他抬起头，和谢依兰交换了一个眼神。她点了点头，从腰后抽出一根细长的铜棍——那是她随身携带的防身武器，看起来像一根普通的筷子，但两头包着铜皮，分量不轻。她在手心里转了两圈，铜棍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光。
他们沿着台阶往下走。每一步都踩在脚印旁边的空白处，尽量不发出声音。走到最后一级台阶时，楼明之忽然停住了。
他闻到了一股味道。不是霉味，不是灰尘味，而是一种更浓烈、更甜腻的气味——血腥味混着消毒水，像医院的手术室，又像屠宰场的后巷。
他推开了档案室的门。
手机电筒的光柱扫过去，先照到的是一排排铁皮柜子，和档案局的柜子一模一样，编号从a到f。光柱继续移动，扫过b区，在13号柜前面停住了。
柜门是开着的，里面的文件夹被翻得乱七八糟，有几本掉在地上，封面上印着暗红色的手印——不是印泥，是血。血迹很新鲜，还没完全干透，在手机灯光下泛着黏稠的湿光。
血是从柜子旁边流过来的。光柱顺着血迹往右移，先照到一只脚。女式皮鞋，黑色，鞋跟很细。然后是腿，然后是身体，然后是脸。
一个中年女人侧躺在柜子旁边，穿着深蓝色的职业套装，领口有一枚褪了色的红色徽章，是市委统战部的标志。她的眼睛睁着，嘴角挂着一丝已经凝固了的暗红色血迹，左手捂着腹部，手指之间夹着一张被血浸透的纸。右手伸向柜子的方向，指尖离柜门只差不到一掌的距离，指甲断了三根，断口参差不齐，在地上留下了几道又深又粗的拖痕。
楼明之认出了这张脸。三年前他还在刑侦队时，在一次跨部门联合会议上见过她——许怀远的秘书，姓纪，四十出头，离异独居，在统战部待了十五年，换了四任部长，每一任都夸她“靠得住”。
她也确实靠得住。靠得住到替许怀远藏了二十年证据。然后被许怀远灭了口。
楼明之慢慢蹲下去，用手指探了探她的颈动脉。已经没有脉搏了，皮肤的温度比他的手指还凉，但身体的僵硬程度尚不完全——死亡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就在他和谢依兰在档案馆翻阅失踪登记表的时候，就在他们在巷子里救那个司机的时候，就在隔壁那条街上，这个女人正在被人一刀一刀地捅进腹部，流干了身体里所有的血。
谢依兰从她手指之间抽出那张被血浸透的纸。纸上的字迹大半已经被血糊住了，但有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辨——是一份手写的陈述书，抬头是“关于许怀远同志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的实名举报”，落款处签了名、按了手印，日期是今天。
“她本来打算今天举报的。”谢依兰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档案室里显得格外轻，轻到像是怕被谁听到，“她花了二十年，攒够了所有证据，准备今天交到纪委。然后她死了。”
楼明之没有说话。他翻开地上那些被血染过的文件夹，一页一页地看。资金流水、审批文件、监控截图、dna鉴定报告——每一份都指向同一个名字，每一份都被按着序号整齐地排列在13号柜里，像一座精心构筑的墓碑。它的建造者此刻就躺在它旁边，用自己的血在底座上签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