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和内阁部分成员强烈要求封杀《泰晤士报》，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等高层更是公开咒骂报社及其记者「帮助俄国人」。政府内部甚至认真研究过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报社。
但在如今这一时期的英国，对於像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等老派辉格党人来说，言论自由是其政治信条，实施高压手段会动摇自身的道德基础。况且《泰晤士报》在英国也称得上盘根错节，轻易动弹不得。
可他们真要继续容忍一个身份特殊的外国人继续在这场风波里跳下去吗？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来自一部的「虚幻」力量，甚至要比那些真实报导更持久丶
更有力量。
新闻报导的只不过是笼统的场面和人数，引发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愤怒和同情，但一部却是能让公众真正的代入乃至共情那些普通士兵————更何况那位文学家还在里面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东西————
在一月中旬的某个寒夜，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煤气灯烧的正旺，长桌边坐满了人，这里的空气多少显得有些浑浊而沉重，坐在这里的人脸上的神色更是有些阴郁和疲惫。
前线的状况显然也令他们陷入到了忙碌当中，而与此同时，来自内部的指责和压力更是令他们身心疲倦。
此时此刻，在商议完其它很多议题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率先抛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并且一下子就让在场的众人沉默了下来：「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是静等事态的变化了。那麽我们还要忍耐该死的《泰晤士报》多久？我们在一刻不停地做事，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发布不利於政府和军队的报导————再这样下去，等到事态扩大，我们在场许多人的政治信誉就要彻底破产了————」
「能怎麽办？关掉它？起诉它？在如今这个关头？」
一位内阁大臣神情紧绷地回道：「你难道觉得公众光是批评还不够，所以想让他们上街游行吗？据我所知，伦敦的一些工人对於这场战争的反对声音格外的大，甚至想要采取一些行动，你希望1848年发生的事情再来一次吗？」
「工人？这就是那个比《泰晤士报》更该死的文学家的功劳了。」
说到这里，克拉伦登忍不住冷笑了一声：「他写的东西要比《泰晤士报》上面的报导更过分，我相信你们或多或少都看过那位文学家写的东西，你们难道还看不出他的险恶用心吗？
《泰晤士报》归根到底还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至於他，我看他就是在借着这个机会煽动底层的不良情绪，披着一层批评的外衣来宣传他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战争哪有一个小小的文学家想的那麽简单？而且你们要知道，如今整个英国无论在哪都有人正在看他的————」
谈到这个问题，场上终於有人支持他了，不过依旧在顾虑这样一个问题：「但依旧是同样的问题，他在英国的名气很大，而且在这场战争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反抗俄国暴政的英雄和斗士，我们如今再有所行动，那————」
那英国岂不是跟俄国一个档次？
「我们只要向公众揭露他的真面目即可。」
突然，内阁中的一位重要大臣帕麦斯顿开口说道：「自始至终，我都觉得这位文学家的立场非常模糊。尤其是在战争之前，我曾经亲自邀请过他，想听一听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但他却以其他事情为由，拒绝跟我见面。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被一位文学家拒绝。」
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帕麦斯顿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长期以来他一直都是这麽做的，也在争取和培养跟报刊的关系。
对於这场战争，虽然他的文学的兴趣一直都不大，但这并不妨碍他觉得这位文学家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对象。
现在看来，影响确实是有了，但对於帕麦斯顿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主战派来说完全就是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