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联部负责啊？”
谢威皱起了眉头。
学校之前没有外联部，招生有招生办公室，接待有接待处。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你爸快到了。”
李瑞听到谢威语气不对，把文件放到一边，抬起手腕上看了看时间，盯着谢威。
“我觉得，负责校企合作的部门，需要独立运营。”
“哦？具体说说。”
李瑞对谢威的意见很重视，示意他详细说说。
学校跟生产单位合作，在国内没有先例，谁都没有经验。
李瑞也清楚，即使从部里要到了政策，风险依然很大。
上面的态度明确：在国家政策没出台之前，不支持，不反对。
“学校划拨部分资金给成果转化办公室，由转化办公室协调、联系各系的实验项目及企事业单位……”
谢威意思很明显，让管理校企合作的部门独立，为后面校办企业成立做准备。
干校办企业的工作，称呼不同，性质也不同。
这就是谢威的谨慎之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改革开放前夜，学校大张旗鼓搞校企合作，钱作为合作的唯一纽带，很容易跟资本主义沾上边。
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整个80年代都争论不休。
学校，作为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前沿阵地，更容易成为舆论风口。
如果有人拿这说事，不仅学校领导会陷入麻烦，提出方案的谢威，更讨不了好。
这也是谢威在了解到时代具体情况后，想明白了为什么缺经费、拥有大量科研成果的高校要等到八十年代末甚至九十年代初才搞校办企业。
“你小子是哪一边的？咱系出钱，东西也是你搞的，怎么能假手他人？”
杜国旺不乐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