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千工人，这样子轮岗，谁受得了？」蒋芸忍不住道：
「我们那一批和前一批的就是一两千人，很多连婚都还没结，对象都没找，就喊人家在家里闲着拿生活费，让人家怎麽想？」
「像我们这一批的更惨，都结了婚带了孩子，孩子都在读书了，上有老下有小，光拿生活费怎麽养活一家人？
可不轮岗那就只有停薪留职，可你得要找得到工作才行，现在工作哪有那麽好找？」
刘英，也就是秦幼军老婆接上话：
「要想挣钱就只能去沿海，广东福建，但孩子怎麽办？家里有老人而且还得要身体好才行。去沿海找活儿先不说能不能找得到，找到了一年回来一趟，谁愿意？」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年轻这两批，很多还没结婚处对象，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出来找活儿。
可像那些三十来岁已经有了孩子的，在这附近市县找到工作干还行，但要他们去沿海，恐怕就是一个巨大挑战了。
孩子没法跟着去，而且他们也无法习惯丢下家里人远去千里，一年才回来一趟。
「最好就是能在县里或者市里边找到工作，如果以後厂里真的不行了，政府就该考虑怎麽安排大家找到新工作，而不是像我们这样都自己出来找工作！」
多喝了几口的杨大娃脸红筋涨，声音都提高了几个调门。
「几千工人，都要自己出来找工作，怎麽找？啥子工作能一下子容纳几千人？
像这种送水站，全市也才二三十家，一家就算招三四个人，也才一百来号人，
和一个汉纺厂相比连零头都不够，还别说像国棉一厂这样的厂子也不行了，一样也要面临下岗…」张建川一直只是喝着酒，吃着菜，没有参与讨论。
他知道这其实是大家的一种情绪宣泄。
虽然像秦幼军、杨大娃、刘青这些人来送水站找到了工作，甚至收入可能比他们在厂里收入都要高得多。
但是原来是厂里主人公，辛苦程度也远不及在送水站工作，这种落差感仍然会让他们产生沮丧和失落。可能要等到每个月计算自己揣到腰包里的人民币时候，才会让这种情绪得到扭转。
到现在他也不太看好汉纺厂的未来，但是一旦汉纺厂真的撑不住倒了，那这几千工人何去何从，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可以说在安江县，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容纳或者解决得了这样庞大一个失去工作的群体，就算是政府有心也无力。
这也是当初伍映红和自己谈起时最为担心的一点，也是伍映红为什麽希望自己能够多办一些企业。不仅仅只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为日後接纳更多的下岗职工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