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伊迪斯放下刀叉，轻声说：“妈妈，我想给霍顿小姐和布朗小姐准备一份告别礼物，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帮我寄一下。”
班纳特太太看着小女儿笑了。
“行，”她说，“你做什么都行。”
那天晚上，伊迪斯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铺开信纸。
她没有写日记，而是开始写一封长信——写给霍顿小姐。
“亲爱的霍顿小姐：
我今天回到家，看到了您的辞职信。
说实话，我不意外。
我知道，朗伯恩这个小花园，困不住您。
您教了我七年多。
您教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女人不能上大学？为什么女人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为什么女人必须结婚才能被社会承认？为什么一个女人的价值要用她丈夫的年收入来衡量？
质疑这个世界也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不肯改变的人，不是我们。
听说您要去为千千万万个‘我们’争取权利。
我为您感到骄傲，也为曾经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霍顿小姐，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您到了伦敦之后，打算怎么做呢？
我想了很久，有些想法，也许不成熟，但我还是想写下来给您看看。”
伊迪斯停笔，想了想接下来的内容。
她前世在大学里读过女权运动相关的历史，知道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女性争取权利的各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