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专业选择的限制。除了神学领域女性完全被拒外，其他行业比如法律和医学虽然名义上开放，但女学生相对来说很少，且往往要付出比男学生多出数倍的努力才能获得同等认可。
其次是经济门槛，即便学费减免，住宿、书本、考试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很多有天赋的女孩在第一步就被拦在了门外。毕竟现在女子能拿到的奖学金少得可怜，大多数资助项目都优先面向男生，女学生要么靠家庭供养，要么靠极少数慈善家的慷慨解囊，要么就只能望洋兴叹
然后是已婚女性的困境。这其实是女性在社会上就业存在门槛的一个缩影。这也是最让伊迪斯觉得棘手的一道问题。
即便已婚妇女财产法已经承认了妻子的财产权，但社会观念仍然把已婚女性钉在“家庭天使”的位置上。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如果还出去工作，在大多数人眼里意味着她的丈夫养不起她，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观念里是极大的羞耻。
就像体面的小姐和绅士是不工作的，工作的人意味着家里的条件不够体体面面。
所以绝大多数雇主在招聘时会直接问“是否已婚”，一旦已婚便不再考虑。
女教师尤其如此。
学校、学院、家庭教师行业普遍执行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已婚女教师必须辞职。
理由是她们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家庭上，教书是未婚女子的职业。
伊迪斯在筹备凯莉娅女院的过程中，特意在招聘启事里加了一行字——“本校不因婚姻状况而拒绝合格教员”。
这一行字在几份教育刊物上登出去之后，反响远比伊迪斯预想的更强烈。
《教育时报》在刊登启事的当期就加了一篇短评，措辞相当谨慎，但意思很明确：凯莉娅女院的做法挑战了既有的行业惯例，有人赞赏，也有人持保留意见。
真正让伊迪斯意外的是，启事登出后的第三周，玛丽的信箱里已经塞满了求职信。
其中有一类来信格外引人注目。
这些信几乎全部来自已婚女性，年纪大多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婚前曾在各地的女子学校、家庭教师岗位或私立学堂任教多年。
她们的信写得克制而简短，但每一封背后都是一段相似的经历：结婚之前有职位，结婚之后被辞退，有的甚至是被学校以“不适合继续任职”为由直接解聘。
她们其中有人已经很多年没有正式工作了，但她们读过书、教过课、有经验、有耐心，她们只是差一个机会。
玛丽把这些求职信按经验年限、专业方向、身体状况等分类整理成册，放在伊迪斯的书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