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奇特问：“那你不想爱尔兰独立吗？”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想。”
布里奇特后来反复想过这件事。
她恨英国人在爱尔兰做的事——饥荒、圈地、惩罚法典、歧视——恨得咬牙切齿。
她在历史课上学到博因河战役和惩罚法典时，手在笔记本下面攥得指甲掐进了掌心。
她希望爱尔兰独立，希望爱尔兰人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她不认为炸酒馆、炸火车站、炸邮局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那些被炸死的人——酒馆里的女招待、火车站里赶路的商人、邮局里分拣信件的工人，他们不是英国的国王、首相或者议会。
他们跟她父亲、跟她母亲、跟她自己一样，只是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艰难活着的普通人。
她曾经在一张从美国寄来的芬尼亚兄弟会宣传单上读到一句话：“每一个英国人的伤亡都是爱尔兰自由的代价。”
她想，爱尔兰应该自由，但自由不应该用无辜者的血来换。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说这些话。
在利物浦的码头区，说“芬尼亚兄弟会做得不对”会被一些人骂“叛徒”，说“爱尔兰应该独立”会被另一些人骂“闹事”。
两边都不讨好。
布里奇特闭上眼睛。
她不支持芬尼亚兄弟会的暴力，但也不认为英国人对爱尔兰做的事就是对的。
......
伊迪斯从伦敦处理完报刊事务回来突然想去听一堂课。
不全是为了考察教师水平，也是因为她也想听听自己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
她随机找了一个教室，从后门悄悄进去。
华莱士小姐正在黑板上写板书，看到她进来，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中断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