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批评，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但我不接受羞辱，不接受斯大林的羞辱！”
“我做错了什么？什么叫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他的暗讽我什么，他在蔑视什么，他凭什么把自己当成布尔什维克的领路人？”
“他说要将我扔给你们处理，叶戈尔同志，你身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你说我是党内的强硬分子吗？我做错了任何事吗？”
叶戈尔没有开口安慰，而是如一个安静的树洞般，默默倾听着克鲁普斯卡娅的抱怨。
等长达二十余分钟的抱怨结束，这才反问道，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您向其他人，例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求助了吗？”
克鲁普斯卡娅回答道，
“我已经和他们通过了电话，不过我更想问你叶戈尔同志，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同列宁同志阐述，我怕他.....”
叶戈尔附和着克鲁普斯卡娅的观点，
“这件事，我建议还是缓一缓，或许斯大林同志只是情绪有些激动，列宁同志的身体状态仍不稳定，还是少些让他介入为好。”
克鲁普斯卡娅呼出一口浑气。
每次与叶戈尔交谈，他都会感慨对方内心的强大。
年初，针对叶戈尔的党内审查，要求他搬出家，调查期间只允许居住在干部招待所等等等近乎羞辱式的对待。
如果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自认为无法接受。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就事论事，同斯大林为看护权进行理性争辩。
就如列宁说的一样。
党内叶戈尔距离一位成熟政治家，缺失的可能仅是些许年龄与阅历。
“我明白了.....”
挂断电话，克鲁普斯卡娅压住心情，望着?玛丽亚·乌里扬诺娃，也就是列宁妹妹投来的关切注视，传达了一个笑脸后。
来到病房，床头桌，写着党内各领导人的评语。
有关于托洛斯基，描写他过度自信问题，以及相当不切实际的直觉问题，更有对其不断革命思想复辟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