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莫斯科中央监察委员会。
《致代表大会的信》静静躺在叶戈尔左手边，有这封信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拿到了列宁的支持。
起码在列宁尚未失去口述能力的现在，它依旧能说服绝大部分执行委员与地方代表。
但这依旧不够，在叶戈尔眼中，想要扳倒斯大林，离不开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人的绝对支持。
托洛斯基代表军事委员与党内反对派。
季诺维也夫代表法理上的国际共产与彼得格勒。
加米涅夫代表莫斯科党组织。
只有拉拢到这三人才能成为党中央的大多数，才能一次性完成书记处重组与政治局革新。
但这有些太遥远和太不切实际了，在叶戈尔眼中无论季诺维也夫嘴上说的再好，也改变不了其对托洛斯基的忌惮。
除非托洛斯基主动提出缓和。
不过这就更加不可能了，想让托洛斯基拉下脸，朝季诺维也夫伸出手，哪怕有列宁促成也只能完成明面上的缓和，而并且实际上的合作。
想着，叶戈尔的思绪转移到了《德意志》报中。
和前世一样，魏玛政府的上台并没有给这片炙热的土地带来秩序与长时间的平稳。
一战后的高昂债务问题，必须有一个偿还对象。
而魏玛政府本质上是建立在，十一月革命失败，右派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组阁产生的缓和产物，从任期执行的政策来看，总统艾伯特虽有一定程度的左翼倾向。
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债务问题无法被向上转移。
不舍得分割容克贵族们与资产阶级的财富，那便要让这片土地的无产阶级、沉默的大多数背负动荡与耻辱之苦。
德国束棒主义的变种也因此孕育而生。
虽然不知道，在意大利革命后，德国会不会被蝴蝶荡起的气旋掀去那抹黑斑，但叶戈尔知道想要让这次机会，想要让德共的又一次革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问题不仅仅在内部，也在外部。
在一边汇报的苏斯洛夫，察觉到了压在叶戈尔眉头这抹挥之不去的凝重，正欲开口却被叶戈尔先出声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