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余切就发现，摄制组更多的关注自己在哥伦比亚的经历，甚至希望余切能扮演一下自己，把当初的事情演出来。
而且，摄制组经常问美国作家“怎么看待余切”这种问题，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后，就把这段放在纪录片中。
他们开始有针对性的拍摄。
余切说：“你们有点脸盲，我看到一个美国作家，被抓着问了三次，每次他说了一样的话。”
“他是夸我们中国作家的嘛？”木青说。
“当然了，他难道能不夸？我在这呢。”余切道。
“这就够了，多来点，我们中国观众爱看。”
自带干粮的摄影师刘祥成也在余切的旁边，他和央台的摄制组有过一些交流。刘祥成恍然大悟：“你们在学我，你们想搞创作，但是没关系，中国人早应该学了，这是新闻业的改开大计，中国新闻要和世界接轨！那些教科书早就过时了！”
摄制组很多人因此觉得，《时代周刊》这个华人摄影师对母国仍然有感情。
有人想把余切说的那句话告诉他：在这里面，我是上帝。
如果这个华人能知道这句话，他该多么激动？他能用摄像机创作出什么故事？
可惜他永远不可能知道！
最后没有人告诉刘祥成余切这句话。
十月，中国内地在过国庆节，真是普天同庆。
这一年首都第一次出现广场花坛。在天安门的广场，围绕当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设计和布置出一个巨大的花坛供市民欣赏，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十年。
而在1986年，这一年的花坛景观是“天安丽日”。景观共用花10万盆，广场中央建起直径60米，高3米的以大松柏为主景的大花坛。
6个巨大的花瓣开花坛由中心向外辐射，以及各色月季，名贵的观赏鱼和观果植物……他们共同构筑出了巨大的献礼。
“这真美啊！”余切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幕。
他忍不住鼻子一酸。
现在中国，开始越来越接近于余切小时候的样子，那个九十年代的鲜活日子。至少在京城这些大都市已经是这样。
曾经的粮票、三大件已经更新；取而代之的是下海、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