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
五月初二，管绣只说了一个字。
宁青禾没有降价。
她今天只带了一束红绳，另外两束留在洗衣院。昨日放到桌上的代理印也没有挂回腰间，仍摆在梁素节能够看见、也能够收走的位置。
“我替客栈洗衣妇记工钱，每月收固定小钱。旧债不是月底对一次数。要跑官验所、盯公议报价、补凭据、处理异议、等兑付，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几年。”
“所以一成半？”
“足额到账才按这个收。没有到账，不收结果钱；路费与本人另许的实际经手支出分列。”
“折现呢？”
“不从整笔现价再抽一成半。只收基础经手与我替她谈高部分的约定分成。”
梁素节问：“说简单点。”
宁青禾把三张纸翻到背面。
“朝廷足额给，你每十份拿八份半，我拿一份半。”
“我今日折现？”
“先扣买方折价。我的路费另列；只有我把价谈高，才从谈高的部分分。”
“最后没拿到？”
“我不收结果钱。你事先同意的路费仍算。”
梁素节听懂了。
“还是贵。”
“是。”
“我愿意付。”
宁青禾没有接着说“五年情分”。她把三张纸翻回来，先让梁素节看见最坏的一栏：若债迟迟不兑，一成半可能很久不收，路费却会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