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绝了。
因为在他的职业标准里，粉色就是粉色，红色就是红色，没有例外。
记者突然意识到：
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救人，不因任何外力改变判断，林恩从头到尾都在做。
而自己呢？
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是什麽？
他在心里问自己。
他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第一天，教授在导论课上说过一句话。
「记者的工作不是让世界喜欢你，记者的工作是让世界看到真相。」
这句话他曾经信了十年。
然後裁员通知砸在桌上的那一天，他丢掉了写着这句话的笔记本。
他开始追流量，开始偷拍，用美工刀划开自己的手臂混进急诊室。
他变成了一个小丑。
一个拿着手机追逐点击量的小丑。
但现在，他看着林恩的背影，看着那个被扣住前臂却一步都不肯退让的人。
一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在他胸腔里苏醒了。
很烫，很急。
像他第一次扛着摄影机冲进现场时的感觉。
那个刚入行的年轻记者曾经相信，镜头是武器，真相是子弹，记者的职责是站在权力和弱者之间。
现在，权力就站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