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利创伤中心，骨科恢复病房。
护士站的值班护士放下了手里的体温记录表，推门走进达里尔的病房，做例行巡查。
她留着一头金色短发，四十出头。
「达里尔，该量体温了。张嘴。」
达里尔坐在床沿上。他右臂的外固定支架已经拆除，换成了定制的热塑板夹板。
「我想见林医生。」
「林医生不负责你的日常护理，有什麽需要我可以帮你。」
「我只跟林医生谈。」
达里尔的语气谈不上有多粗鲁。
这只是一个在巴尔的摩西区长大的孩子，在经过了十几年血淋淋的街头筛选之後，所形成的生存本能。
在他的世界里，「体制」完全是个抽象的词汇。
社工来过，警察来过，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人也来过。
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手里拿着不同格式的表格，嘴里说着不同版本的「我们会帮助你」。
然後，他们转身离开。
一切照旧，什麽都没有改变。
达里尔不恨他们，只是也不相信他们。
他信的东西非常具体：有人亲手把他那只快要彻底废掉的手给救活了。
护士倒也爽快。
「好吧。我去帮你叫。」
她把体温计重新收回口袋，没有再坚持。
在巴尔的摩干上几年，你就会习惯这种事。西区和东区送过来的少年，十个里面有八个不肯让陌生人碰自己，更不肯跟陌生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