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运河至关重要的一环，朝廷宁可从军饷里掏出四十万两白银，也要不遗余力地救治灾民，生怕徐州两岸的百姓受了委屈，疏浚运河不够用心尽力。
但此一时彼一时。
在侯于赵看来，如今黄、运将分，日后黄河若再度侵害徐州城，朝廷还会不会如此靡费————恐怕就是两可之间的事了！
这当然不止是文华殿朝臣的臆想一历史上，天启四年，黄河再决徐州，朝廷便一扫往日温情，直接冷漠地扔出一纸公文「将州治迁于云龙山，而河事置不讲矣。」
总而言之。
运黄分离，绝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深刻决定了徐州作为漕运重镇的商业地位，以及在治黄保运全局中的政治地位。
徐州面对如此巨变，眼看便要从水脉特区变回小渔村，政治地位与商业地位一落千丈。
百姓不禁就要问了，何以至此？
若是泾渭分明地从工程的角度迁移运河也就罢了，偏偏是在审查徐州官场窝案之际，按照坊间百姓的习性，又怎么会不将其联系起来呢？
莫须便是徐州官绅豪右与中枢交恶，招致了雷霆之怒！
那么，深受切肤之痛的官民士人，会把这份怨愤算在谁的头上？
文华殿群臣自然没听过后世的案例，但前唐的淮南节度使高骈与朝廷交恶，害得商贸重心从江淮转移到两浙，当地日用货物一贵再贵，气得当地百姓偷偷刨高骄祖坟的事，可是殷鉴不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却并没有对王追打穷寇，反而再度展现了他的仁德，抛出一条陆运主干的枢纽地位作为补偿。
要想富，先修路，水路换了道，陆路立刻就成了救命稻草。
试想，徐州这些士绅乡望只要不想七老八十了还背井离乡，除了毁家纾难地支持，还能怎么办呢？
操弄民意之人，同样被民意裹挟；自恃命脉之人，同样被人掐住了命脉。
王已然尝到了苦果，张鹤鸣却仍旧情懂无知。
文华殿内，群臣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张居正走在最后，错过张鹤鸣之时，看着后者一副可恨又可悲的模样，忍不住停下脚步。
偏头打量许久，他才忍不住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