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良在那一行底下写了第二行。
“第二条。他也没问这是什么。”
“这又怎么讲。”
“我今天摆的东西里头，有一样是最怪的：一本毕业纪念册，照片上十九个人，底下印着十八个名字。”温良说，“这一样摆出来，正常人的反应是问一句‘那是印漏了吧’，或者‘是不是有人当年请假没照上’。”
“你自己不也想过是印漏了。”
“我想过。我把它当成印漏的，也想了两天。”温良说，“可我今天摆出来的时候，屋里四个人，三个都探过身子看了那一页。只有他没看。”
“他也可能是坐得远。”
“他坐得最近。”温良说，“那份纪要就摊在他手边一拃的地方，他连碰都没碰。”
武大军把车往前挪了一点。
“行。你说第三条。”
温良没有立刻写第三行。他把本子放在膝盖上，看着挡风玻璃外头。
“武老师，我今天一下午说了多少话。”
“你自己说的，四十分钟方法，后头摆材料摆了快一个钟头。”
“那我今天说过一个‘平均’吗。”
武大军的手停在挡杆上。
“我讲五项指标。”温良说，“字、举手、错的地方在挪、请假、坐着的样子。我讲那五条方法，讲课堂版和家长版哪儿不一样。我讲三条线，讲十六样九样一张纸。我讲十九个疑似，我说姓名那栏我涂了。”
“……”
“我一次都没说过我们班有一个能拿来平均的数。”温良说，“我连‘分数’两个字都没提过。今天从头到尾，我讲的全是怎么看人，没讲过任何一个数。”
车里安静了几秒。
“那他怎么问出来的。”武大军说。
“对。”温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