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确认的是，战时另有武装指挥机构，负责边防和军事运输。
行政协调与军事指挥并非同一套机构，只是在物资、人员和运输方面存在必须相互配合的地方。
二、江口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南北体系逐渐成形之后，铜江的价值越来越难以替代。尤其是因连续数年降水量增大，航道扩宽，使得铜江比灾前的承载能力反倒略有增加。
渝都及其周边仍然是南方人口与工业最集中的区域。依靠铜江中上游保存下来的部分电力、航运和工业设施，渝都联防得以继续组织生产，并逐步将沿江聚居点纳入补给。
到了2030年，荆汉江口的航道、港务和查验权，则掌握在渝都一方。
北方同样有自己的需要。
在长途道路被毁的前提下，能够通过水路远距离运输的货物，关系到交换规模、运输成本与持续性，而襄城作为一条贯穿铜江的重要水路枢纽，战略价值得到提升。
双方的需求并不矛盾到无法交易，但要让贸易长期稳定，就必须解决货物如何通过、港口由谁管理，以及双方人员和运输工具在对方控制区域内如何行动的问题。
而南北之间缺少长期通行的保证，执行铜江航道重新疏通的渝都一方更不愿意将江口控制权拱手相让。
在荆汉被毁后，嘉余正好处在这两套体系的接合位置。
它位于铜江中游，襄水与铜江交汇处以南，拥有码头、工业厂区和周边农田，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人员登记制度。
对北方而言，这样的节点具有接收与转运价值；对渝都而言，嘉余又处于沿江管理体系之中，不能轻易被其他力量控制。
因此，到了2030年年初，南北双方都希望稳定自己的运输路线，也都开始关注对方能够控制哪些节点。
码头、工厂、农田与管理人员，都成为双方重视的资源。
北方对嘉余的渗透，是为了接管能够支撑这座聚居点运转的骨架。
三、沿江核验
1月至3月，渝都派人沿铜江向东，核验各个沿江节点。
经过前两年的清理和评定，渝都联防已经拥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节点管理办法。但账册上的人口、粮食与生产能力，并不总是等于实际情况。
有的地方夸大自身能力，希望获得更多补给；有的地方隐瞒问题，以免被降档；还有的地方借着掌握桥梁、码头和道路的机会，擅自收费，甚至利用武力控制人口和物资。
沿线各地的问题也在这轮核验中逐渐暴露出来，节点的档次与补给安排也逐渐成为渝都联防处理沿线管理问题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