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过完了，五月过完了，六月的书院热得厉害，讲堂朝北，还算凉快，可到了晌午，蝉在两株银杏上叫成一片，方夫子讲一句要停一句。
《千字文》在五月中旬讲完了，六月讲《三字经》和《百家姓》，方夫子讲得慢，一天二十四个字。蒙班的十五个孩子里，四月里又添了三个，有一半跟不上。姜昭每日上午问三到五个问题，问完说一句多谢先生。散学以后有半刻钟，她跟着方夫子到廊下，再问两个。
有一回她问：“先生，《百家姓》上头这些姓，是照什么排的？”
“照韵。”
“那为什么赵在头一个？”
方夫子答不上来，他回去翻了三天书，第四天才跟她说，编这本书的人是宋朝人，赵是那时候的国姓。
“那我们大靖为什么不重新编一本？”
方夫子看了她半天。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你去问山长。”
三个月里，蒙班还发生了几件事。
吴小七的字不像蚯蚓了。他把手腕垫高了两个月，六月里方夫子当众夸了他一次，他红着脸回头看姜昭，姜昭冲他点了点头。姜硕的《三字经》背全了。他背完那天，散学以后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不知道该跟谁说。后来是姜砥把他拽走的。
郑元礼没有再打过架。他倒是跟人吵过一回，有个孩子说姜昭有病，郑元礼当场跳起来说那是胡说，他去年冬天还跟姜昭一块儿吃过一碟蜜煎。
那碟蜜煎其实是姜砥给他的。
椅子底下那只虫子，最后也没查出来是谁放的。姜硕报了那天早上的六个人名，六个人挨个问下来，都说没看见。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姜昭没有再提。她心里有数，这种事查不清是常态，重要的是往后不会再有第二只了，三个月里，她的坐褥换了三回，每一回都是阿松亲手铺的，铺之前掀起来看一遍。
七月初一，散学的时候，方夫子把姜昭叫住了。
“昭哥儿。”
“先生您找我？”
“山长有话让你带回去。”方夫子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这封信你交给你祖父。”
姜昭两只手接过来。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只在封口处压了一小块蜡。
“先生，里头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