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远在法租界边缘一间小阁楼里来回踱步，地板被他踩得吱嘎响。
这间阁楼是他临时落脚的地方，在福煦路后面一条弄堂里，楼下是个裁缝铺，白天有人走动，晚上安静得很。
房间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旧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摊着几张报纸和一只搪瓷茶杯。
他把窗帘拉上，走回桌子旁边坐下来。
桌上摊着一张上海地图，地图上李公馆的位置被他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密密麻麻写了好几行字。
“前门两辆黑车，后门两辆黄包车，对面茶馆二楼是监视点，特高课四班倒，早八点到晚八点，晚八点到早八点。家中仆人外出有人跟，电话被监听，信件被拆。”
他把这些字又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在圈旁边画了一个叉。
进不去，根本进不去。
李启明出事之后，他一直想和李月取得联系。可是监视太严密了，他根本找不到机会。
李月不是李启明。
李启明天天去工厂，一天接触那么多人，想递一张纸条太容易了。
可李月父亲死后连门都不出，整天待在楼上那间卧室里。她的世界被压缩成了一栋房子。而房子外面，特高课的人围得像铁桶一样。
赵明远把铅笔放下来，靠在椅背上。
阁楼里很安静，只有楼下裁缝铺的缝纫机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嗒嗒嗒，嗒嗒嗒，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很小的鼓。
他闭上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怎么办？怎么才能跟李月说上话？
电话不行。李公馆的电话被监听了，打过去等于直接告诉特高课“有人在联系李月”。
信件不行，来往信件都被拆了，写了也白写。
派人去不行，前后门都有人守着，谁靠近谁就被盯上。通过仆人也不行，买菜的王妈后面天天有人跟着，菜市场里那个灰布短打的暗哨跟了三天了，从来没撤过。
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路都堵死了。
就在这时候，楼下裁缝铺的缝纫机声停了。
赵明远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很轻，两步一停，三步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