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深秋，开封城的枫叶红得像血。
距离那个“划粥断齑”的雪夜，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
这三十三年里，大宋的gdp翻了好几番。汴京成了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樊楼的灯火彻夜不息，大街上随便扔块砖头都能砸到一个穿着丝绸的胖子。
坐在龙椅上的，是宋仁宗赵祯。
这是个公认的好人。他脾气好，耳根子软，吃饭吃到沙子都不好意思骂厨子，怕厨子被杀头。史书上说他“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但好人当皇帝，有时候比坏人还可怕。
因为他谁都不想得罪。
皇宫，崇政殿。
那个曾经在破庙里吃冻粥的范仲淹，如今已是参知政事（副宰相）。他老了，头发花白，但那根脊梁骨依然挺得笔直。
此刻，他正跪在大殿上，手里捧着一份沉甸甸的奏章——《答手诏条陈十事》。
“陛下！！”
范仲淹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子绝决。
“大宋如今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官员多如牛毛，十个羊九个牧！军队多而不精，一听打仗腿就软！国库虽然有钱，但都被这帮蛀虫吃空了！！”
“若不改革，不出二十年，大宋必亡！！”
赵祯坐在龙椅上，听得直点头。
“爱卿说得对，朕也觉得人太多了，钱不够花了。那就……改？”
“改！！”
范仲淹站起身，目光如炬，扫视着满朝文武。
“第一刀，砍向磨勘之法（论资排辈的升官制度）！以后升官看政绩，不看年资！！”
“第二刀，砍向恩荫（官二代直接当官）！以后宰相的儿子也不能直接当官，都得去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