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之利数倍于耕田，若不加以抑制，则百姓皆弃农经商，田畴荒芜，仓廪空虚，一遇灾年便是饿殍遍野。故朝廷不得已，屡申重农抑商之令。」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刘备又复欲强调重农抑商之策时，刘备话锋一转，说道：「然治郡理政，当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论。长沙沃野千里，稻作一年两熟，农业之发达远非北方旱地可比。」
「更兼水网密布，湘江纵贯全境，北通江陵，南达交广，正是天赐之通衢。农有余粮，商有通途—此乃长沙得天独厚之利。」
「故备以为，当此太平岁月，正可在农业丰盛之后，大兴工商之利。但工商之法，备虽有志，却无成例可循。今日宴请诸君，正是想听听诸位的真知灼见，不知诸位有何教我？」
沮授闻言，率先起身，向刘备拱手一礼，又环顾在座宾客，慨然道：「府君既有此问，授便先抛砖引玉。近日授正受府君之托，考察长沙工商之事，略有心得，愿与诸君共享。」
「昔管仲治齐，分四民而使之各安其业——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柱石也。
自管仲以降，商贾便已被视为国中正当之业。然汉兴以来，屡行重农抑商之策，究其根源，非朝廷有意困商，实乃迫不得已。
「商贾之利远胜耕田，若不加以抑制，则百姓皆弃本业而逐末利。贫民虽得朝廷赐田，犹贱卖以贾，携资奔走于市井之间，不复归耕。于是田畴荒芜，耕者日减，仓廪空虚，一遇灾年便是饿殍遍野。贡禹所言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正是此理。」
他话锋一转，继续道：「府君入长沙以来，不立田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愿耕者有其田，不愿耕者得以出售，使田亩不至于因业主弃农而荒废。」
「又推行计亩征税之法，使富者不能匿田逃赋，贫者得以减负务农。」
「然虽有良法，能减百姓之负，使其不至于辗转为贼寇。但若放任自流，商贾之利既厚，则百姓仍会争相弃农经商。届时田亩荒芜，仓廪空虚，虽有工商之利，亦是无根之萍。」
沮授此时转身对刘备恭敬一揖，正色道：「故授与府君相商，按府君所言之制，兴工商之法，首在固农本。必使长沙保有耕田十万顷，且每年新垦之田不得少于八百顷。在此根基之上，方可大兴工商。」
「否则，耕田日减，粮食日缺，工商纵然繁盛一时，终将因粮价腾踊、民不聊生而归于崩坏。《管子》有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工商之兴，必以农事之稳为其根基。」
刘备闻言，抚掌而笑，这正是他此前跟沮授、麋竺商议之时，谈及的想法。
只是他当时只提了一个笼统设想，一要农田不得荒废，必须保证人均有十亩耕地的红线。
长沙户口鼎盛时曾有百万，故要求长沙郡不论工商如何兴盛，都必须有在籍田亩十万顷！
这是底线，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封建王朝，能否保证百姓人均有田十亩，是一个王朝兴衰的分界线。
如果能够垦田日增，农业发展兴盛，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他当时只是这么一提，没想到沮授真的因地制宜，将其完善成符合长沙形势的国策。
所以刘备慨然赞叹道：「卿真王佐之才也。卿之所言，正是备之所想！」
「备欲大兴工商，绝非弃农桑于不顾，正是要以工商之利反哺农事。此即所谓以工促农，以商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