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缨从省城坐火车回到京市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半。
距离机关单位下班的时间所剩无几，她没有回军区大院休息，而是提着装有换洗衣物的布包，直接赶到了京市卫生局大院的铁栅栏门外。
凭借着报社编辑的记者证以及周家在京市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她很顺利地敲开了卫生局档案管理处的门。
负责看管档案室的老干事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老花镜靠在藤椅上听收音机。
周红缨把工作证件连同一包没拆封的红塔山推到办公桌上，说明了来意，借口报社要策划一期关于建国初期京市医疗卫生发展回顾的专题报道，需要紧急查阅二十五年前各大医院的接生档案数据。
老干事掂了掂那包烟，浑浊的眼睛瞥了她一眼，这才不情不愿地拿出一串沉甸甸的铜钥匙，带着她走进大楼深处一间常年不见阳光的储藏室。
这间屋子里摆满了高大的绿色铁皮文件柜，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樟脑丸气味和纸张氧化后的霉味。
“靠墙最里面那两排，别弄乱顺序，快点看啊，马上到点下班了。”老干事不耐烦地交代了一句，便背着手转身离开。
周红缨把布包放在落满灰尘的木桌上，伸手拉开头顶的拉线开关。昏黄的白炽灯泡闪烁了两下，照亮了贴着年份标签的柜门。
时间紧迫，她迅速找到陈振羽出生的那个年份，费力地拉开生锈的抽屉，厚厚的卷宗紧紧挤压在一起。手指在那些泛黄脆化的纸页上飞速翻动，灰尘随着动作飘散在半空中，沾在她干净的衣袖上她也浑然不顾。
那个年代，大院里的家属生育记录全都集中在几所特定的军区总院和协和医院，表格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产妇的姓名、单位以及新生儿的体重。
周红缨顺着陈家当年所在的住址片区，一份一份地向下核对。
她看到了住在大院东头的李家婶子那一年在总院生下双胞胎的详细病历，甚至还有难产时输血的记录；也看到了张家伯母顺产的住院天数和用药清单。
那一整年大院里一共有五个女眷添丁进口，其中四个都在医院的产房里留下了详尽的医疗档案。
唯独方兰的生育记录不在其中。
周红缨不信邪地把那几个档案盒翻了个底朝天，连续核对了三遍那个月的总册，灰尘呛得她直咳嗽，纸页翻得哗啦作响。没有，没有任何方兰入院待产的字眼。
线索难道就这么断了？她死死咬住下唇，站直身子揉了揉酸痛的后颈，转头盯上了旁边存放基层卫生所和街道出诊记录的柜子，咬牙继续翻找。
直到两个多小时后，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她终于在一本边缘已经破损的妇产科出诊登记簿上，看到了方兰的名字。
泛黄的纸页上用黑色墨水寥寥写着几行字，记录着在十月初八的凌晨，一位名叫宋玉珍的妇产科主任大夫，提着药箱前往陈家所在的住址进行了上门接生。
记录的最后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母子平安。
整页纸上没有任何关于产程细节、胎儿具体指标的描述，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到双胞胎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