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尸的仵作也确认了，赵嬷嬷的死因是自缢，绳索勒痕吻合，颈部淤血分布正常，无挣扎抵抗的痕迹，符合自缢的一切特征。
又是死无对证。
赵崇礼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和一份空白的提审记录，回了大理寺。
他将情况如实禀报了上去，案子陷入了僵局。
春兰的口供虽然详尽，可只有一个人的证词。
在律法上，这叫“孤证”。
孤证不足以定罪，太夫人死了，赵嬷嬷也死了，当年涉事的其他下人要么已经离散、要么死了，物证更是早已湮灭。
七年的时光足以抹去一切痕迹，单凭一个丫鬟的口供，大理寺无法给定国公府定罪。
赵崇礼心中清楚得很，这桩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桩能在律法上判出胜负的案子。
谢太傅也清楚。
可谢太傅要的，从来不是律法上的胜负。
就在大理寺的调查陷入僵局、朝堂上下议论纷纷的时候，谢太傅上了一道奏折。
赵崇礼后来读到这道奏折的抄本时，忍不住在心中感叹了一声，谢太傅不愧是做了一辈子文章的人，这道奏折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好到让人没法反驳。
奏折的前半段，谢太傅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他写自己致仕之后如何深居简出，不问朝事，本以为可以安度余生。
他写女儿明姝嫁给定国公府时他的不舍与期盼，然后他写女儿的死。
他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写他午夜梦回时梦见女儿小时候在院子里追蝴蝶的模样，醒来后枕边已经湿了一片。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一个父亲的血泪。
读到此处，朝堂上不少人都动了容。
奏折的后半段，笔锋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