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陈阳把所有人的材料汇总到一起。合同截图来自四个人，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有人被要求交了户口本，有人被要求交了父母联系方式，有人连学信网密码都交了出去。方远看人下菜碟，对不同的人提不同的要求。
陈阳把这些差异整理了一下，越整理越觉得后背发凉。身份证、户口本、学籍报告、征信报告、通话记录、父母联系方式、宿舍门牌号、辅导员姓名——一个实训项目，凭什么要这些东西？
他把这句话写在了投诉材料的封面上。
晚上九点，陈阳在群里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明天下午两点，学校咖啡厅碰头。不能来的语音连线。我们要统一口径，然后一起去找学院。
林晓回了一个“到”。方蕾也是。于浩也是。孙铭也是。周远帆最后一个回的，只有一个字：“到。”
陈阳打开电脑，开始写投诉信的正文。他换了一种写法，不说情绪，只说事实。
他写了自己和另外六个人的身份，写了参加的项目，然后一条一条地列问题：签约企业的实缴资本是零，经营范围跟生态修复没关系；合同条款里有违反民法典的地方；项目负责人拿“失信档案”和“影响毕业”威胁学生；项目组收手机、交通话记录，要各种隐私信息；宣讲会上承诺的食宿补贴选调优先，在合同里要么没了要么变成了空话。
他写完之后又读了一遍，干巴巴的，像一份实验报告。但实验报告不需要好看，需要准确。投诉信也是。
他把草稿发到了群里。林晓说写得很清楚。方蕾说第三条“公开道歉”可以改成“书面说明”，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于浩说能不能加上“停止使用已收集的学生信息”。陈阳都改了。
七个人，每人提了一条意见，最后投诉信从五条变成了七条。
手机亮了。拾穗儿发来消息：“你今天一天没找我。忙什么呢？”
“在帮你找战友。”
“找到了？”
“七个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拾穗儿的声音有点哑：“七个？”
“嗯。明天下午碰头，然后一起去找你们学院。”
“陈阳，你要是没帮我，你实验报告都写完了吧？”
陈阳没接话。
“你别骗我。你跟我说实话，你实验报告写到哪了？”
“……开头。”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这次安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