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大教授讲师们谈起何锐，不少也只是对对军事做些模棱两可的判断。或者继续之前对何锐的评价，然后加上何锐突然发动战争的一些新评价。
周树人对何锐的看法很保守，因为周树人不是太能看得懂何锐数年来的所作所为。说何锐保守，何锐搞的土地改革，在东北将地主士绅一扫而空，而且对地主士绅们的存在意义进行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可是非常不客气的，引发了关内地主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对与厌恶。
说何锐激进，何锐对于农村以及城市发展，提出了‘先促进小商品经济发展，以活跃经济。为创造更大的市场经济运行创造条件。’
这样的发言就回到了穷困的平民身上，引发了文人中主张‘实业救国’理念的一派人的嘲讽。这帮文人认为，何锐把力量放在穷人身上，穷人有钱么？没有钱搞什么市场经济？这不就是收买人心么？
当时以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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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他们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当知识分子、企业家尝试“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时，周树人正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
1919年初，38岁的手术人发表了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牺牲，这一年，周树人也在忙着搬家，从老家绍兴搬到了北京。
周树人发现，何锐的政策看似符合了不少‘理念’，却又遭到了持这些理念的文人的反对。
在文人们继续评论以及反对何锐的时候，周树人倒是第一次对何锐的思想起了兴趣。就拿了何锐的著作开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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