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崎市国立医院，第一手术室内。
伤者掘川弘一，男，五十二岁，小型货车司机，骨盆挤压伤，腹腔出血，左下肢开放性骨折。
这种伤势，不可能等到家属来签字的。
而且————
在1995年，医疗现场仍然笼罩在深度威权主义的阴影下。
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并没有想像的那麽重。
尽管这一年厚生省开始推动医疗改革，但现实是，医局制度依然维持着绝对的家长式医疗。
意思是，医生说什麽就是什麽。
尤其，在车祸造成的急性大出血或脏器破损面前。
根据《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和刑法中的「紧急避难」原则，医生有义务为了挽救生命采取必要措施。
森本信介站在腹部一侧，手里拿着止血钳。
尽管再怎麽不愿意，但整个人已经被这第一台真正的重症外伤推到了台前。
他只想把两周安稳撑过去啊。
不出错。
不背锅。
不让群马大学在第一轮就被筑波和独协看笑话。
但堀川弘一没有给他这种余地。
本地的麻醉医在汇报着患者基本信息。
「收缩压五十八。」
「红细胞浓缩液第二袋已经上了，新鲜冷冻血浆还在路上。」
「尿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