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玲眼底划过一丝恨意。
她不理解这些说着“何不食肉糜”的人,为什么不真正的去了解她的苦难,反而对她求取生存的方式进行批判。
“你以为我不想回击吗?我就那么贱,我非得让人欺负吗?”阮玲玲像是一只被激怒的兽,但她还是压低声音嘶吼着,怕吵到不远处在家中的姥姥。
陈亦可反问她,说:“那你就该拖我下水吗?我又有什么错呢?”
阮玲玲倏而笑了,用手指向她家旧平房的玻璃窗,刷着红漆的木框子已经严重掉皮,其中一块玻璃应该是新换上的,虽然没像其他玻璃一样发黄,但很薄,看着就廉价。
“吴星月初中就和我一个班,刚开始我和她不熟,我爸妈不在我身边,我总是有些自卑,身边也没什么朋友,吴星月主动来找我,我特别开心。
后来,我开始变得开朗些,身边出现了,除了吴星月以外的别的朋友,她像是个疯子限制我交友,慢慢的变成霸凌。
我打电话向我爸妈寻求帮助,他们说是我的问题,让我好好和别人相处。”
阮玲玲边说眼泪边遏制不住的夺眶而出。
“中考的前一天,她把我推到水池里,水池不深,我准备爬出来,她就拿竹杠站在池边,我一准备爬上岸,她就给我赶下去,让我泡了一晚上,回去我就发热了。
最后,差二十分,我没考上高中,我爸破天荒回了趟家,求爷爷告奶奶的请人吃饭,塞钱把我送进来读书。
我就想,离他们远远的,我得好好读书,我得对得起所有人。
暑假的时候,他们来我家堵我,我就躲在家里不出来,我甚至还和吴星月打了一架,原以为一切到此为止。
但凌晨的时候,他们拿石头砸碎了,我家的玻璃。
我姥姥夜里被声音惊着,翻身从床上摔下来,手给摔骨折了,现在还绑着石膏。
我没有人给我撑腰,我只能自己扛着,我还有姥姥,我不能让我家玻璃再碎一次,我姥姥撑不住的。
我只能撒谎,我是做的不对,但我真的只能这么做。
我也想要脸、要尊严,可是我不能要。”
那个年代,东北无数下岗工人,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留在家乡,打个零工或者干个体户,一辈子碌碌无为的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
二,舍下一家老小拎着包跑去南方倒腾一阵,看看能不能鲤鱼跃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