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郭凯送他去学校报到,回来的高铁上接到了张丽萍的电话,说离婚协议打好了,让他回来签字。
他说行。
挂了电话之后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不是难过,也不是轻松,就是一种闷闷的空,像胃里有什么东西被拿掉了,不疼,但总觉得缺了点分量。
回到家张丽萍已经把协议打印好了放在茶几上。
郭凯翻了翻,婚前那套房子归她,现在住的这套卖了平分,存款和股票账户加起来大概六十万,一人三十万。
他觉得这个分配方案还算公平,正要签字,张丽萍说你再往下翻一页。
他翻到第二页,上面列着一份清单,过去十年他所有不在工资卡上的收入,时间、金额、备注,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津贴、奖金、特殊任务补贴,有些他自己都忘了,她帮他记着。
清单最下面一行字:以上收入合计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婚姻存续期间的额外财产补偿。
郭凯把笔放下了。
他说:“这些数据你有备份吗。”
张丽萍说:“有。”
他又问除你之外有没有人知道,她说目前没有。
他点了点头,说明天再说,然后拎着行李袋走进次卧,关上了门。
次卧的家具不多,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本翻旧了的专业书。
墙上贴着一张海州地图,上面用红笔做了几个标记,是他每次“出差”去过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些红点散布在海州各个区县,还有几个在隔壁州。
他坐在床沿上盯着地图上的红点发呆。
他已经在这间次卧里住了快两年了,从张丽萍把主卧门锁换掉那天开始。
他每天回到家和张丽萍面对面坐在餐桌两端吃饭,两个人之间最近的距离从来没有少于一米,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比他们之间的对话还要密集。
他之所以愿意参与刑讯,最开始就是因为这种生活,每天回到家和那个已经完全没感情的女人面对面吃饭,胸口的烦躁堆了一天又一天,没处倒。
审讯室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地方,不,不是合法,但被默许。
在那里他可以把自己积攒的所有东西都倒出去,倒完之后再回家,整个人是空的,空到可以在次卧那张单人床上直接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