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随后被接到东北长春。
这期间日本国内政界和军界也上演了一场明争暗斗。
日本外交界一直不同意关东军的主张，他们一直在想法阻挠关东军把溥仪接到东北成立满洲国的行动，可惜外交没能压倒军事。
说到底，还是日本天皇裕仁心存亚洲霸权，乃至更大的野心，这给了日本军方好战之徒有了可乘之机。
1932年2月28日，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的邀请，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和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登上英舰“肯特号”，与日本海军司令野村、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后任日本外相）会晤。
双方磋商三个多小时，达成了谅解事项五条，具体内容不赘述了。
这五项事项基本内容就是中日双方军队同时撤退，中国军队撤出筑垒区域，日方军队撤回军舰，中间地域为缓冲区，由中国官员负责，并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所有行动由中日双方代表和中立国代表监督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