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着急有什么用？尚北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或者一届领导班子就可以改变的。
现在尚北，正如他所说，有些怀旧。
你能从它身上，在临近二十一世纪的1998年，看到九十年代初，甚至八十年代的影子。
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是百姓的精神面貌。
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年代，“怀旧”！可不是一个好字眼。与南方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东北是应该检讨的。
诚然，这里面有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也有体制改革的余波未平。
但是，徐文良始终认为，那只是一部分的客观原因，主要责任还是他们这父母官能力不够，魄力不够。
就像现在，中央调研组下到基层，多好的机会？为什么就不能当一个会哭的孩子，要奶吃？
可是，偏偏你就不能。
这不是一个被查出毛病的责任官员应该哭的时候，更不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
谁都不想让徐文良开口，大家都怕，怕惹麻烦，怕当那个出头鸟。
这是位置决定的。
以至于他只能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公路上，向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倒出苦水。
徐文良憋屈！
然而，徐小倩听了父亲的这些工作苦恼，其实是似懂非懂的。
她确实比较早熟，但还远没到父母那般通透，但有一点她听懂了。
那就是，父亲所说的那些问题父亲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麻烦。
本能的抓紧了徐文良的衣角，“爸，我有点怕。”
徐文良一怔，女儿这么一句话，比郭昌存、管建民他们劝一百句都要管用。
徐文良脑袋嗡的一声，心说，我在干什么？我还有家人啊！
安慰徐倩，“别怕，爸爸不会多这个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