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全唪准并没有和洪启薰的部队正面交锋，而是拖着洪启薰的壮卫营兜起圈子，最后在月坪洞大败洪启薰，并趁势一举夺取了全州。
深感义军势大的袁世凯，一面劝说朝鲜李氏王朝实际掌权者闵妃向清朝朝廷请兵，一面给李鸿章发电请李鸿章果断出兵扑灭东学道。得到袁世凯的奏请，为使朝鲜局势尽快平静，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丁汝昌，于5月12日，将李和的平远号派至朝鲜。
按照中日在朝鲜甲申事件后，于19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虽然清朝认定自己是朝鲜的宗主国，《天津条约》也仅仅是清朝当时的一个临时外交举措，可这一漏洞百出毫无国际法认知的清朝朝廷，却为甲午之祸留下了伏笔。
在6月1日朝鲜政府正式呈文向清朝朝廷求援，李鸿章上奏清廷后，于6月6日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古北口练军、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共910人登上“图南”号商船赴朝。同时，李鸿章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原以为按照《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只是大清出兵例行知照对方消息即可的李鸿章，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9日叶志超、聂士成在朝鲜登陆的同一天夜，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领日本警察和水兵数百人在仁川登陆。就在得到消息的李鸿章紧急要求驻日公使汪凤藻询问日本政府为何不知会大清就悍然出兵朝鲜时，大鸟圭介在第二天傍晚，竟然冒着大雨一路急进强行进入汉城。更让李鸿章和袁世凯惊讶至极的是，12日，日军正规军十一联队一个大队及部分工兵又在仁川再次登陆。
就在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再度报告一个从日本探听来的消息，又有大批日军正规部队在朝鲜釜山登陆。
直到这时，李鸿章和袁世凯也终于明白日军并不是什么遵照条约同时出兵的问题了，而是另有重大阴谋。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清朝廷在这个问题上却进退失据，只是一味照会日本政府，先是一再说明清军只是应朝鲜之请帮助平叛，现在叛乱已定，马上就会撤军，而后见日军咬定遵从内容含糊不清的条约百般拖延，又要袁世凯和日方代表大鸟圭介谈判双方同时撤军，反复无果后，知道惹了大祸的袁世凯以身体染病为由将朝鲜事务委托给他的幕僚唐绍仪，自己要求回国治病。
虽然到这个时候已经看清日本人不会就此摆手，可在出兵以强硬姿态回击震慑日本人，还是自己先行果断撤军让日军失去赖在朝鲜的理由时，7月3日，大鸟圭介竟然蛮横地要求朝鲜政府执行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改革朝鲜朝政，并下了最后通牒。
等等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在大清朝廷引起一片哗然，主战主和各不相让，甚至还有人提出要追究袁世凯的罪责。
之所以发生战和争持，主要是这个时候没有人认为国力远远弱于大清的日本会打胜这场战争，更何况还有甲申年袁世凯在朝鲜平定叛乱，打的日本人跑回去的昔日战绩，又有对大清陆海军强盛的信心支持。特别是，这个时候，包括所有列强在内的洋人们，也一边倒地认为十几万军队的日本人，绝对不是有着百万陆军的大清的对手。
甚至就是对北洋实力最清楚的李鸿章，虽然心里清楚北洋舰队和日本相比，那实在是器不如人，可对北洋陆军还是有着绝对信心的。
因为有《中日天津条约》的关系，也因为东学党敌视洋人、日本人的思绪，秦川数次通过周馥上书李鸿章。先是建议为不给东洋日本以任何出兵朝鲜口实，北洋坚决不出兵朝鲜平乱，而只以武器装备和帮助训练朝鲜军队为手段参与平叛。待到北洋出兵朝鲜，秦川有建议及早增兵平壤，集结大军做固守准备。并增调国内各处可战之兵至辽东半岛和山东，以备不时只需。另建议，迅速调集广东、南洋两支舰队至北洋，三大舰队合而为一，不求击敌，只求自保，专在旅顺至威海左近游动，使敌不敢放手在旅顺、山东及天津登陆开辟战场。
在最后一次上书中，秦川自请亲率盐团赴朝参战，也依然如此前所有这些上书一样，并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回复，都是石沉大海般杳无音信。
虽然秦川的进言都无一例外地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北洋整军备战的节奏也依然是不紧不慢，可秦川却很清楚地感受到，正在朝鲜半岛上空酝酿着的那股凶猛的风暴已经渐渐旋转起来，他甚至已经嗅到了那风中浓烈萧杀之气的味道。
“司令。”
周大经的喊声，惊醒了沉思中的秦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