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200多台车，平均折算每台都在20万，实际上5万都不值。
今年年初，我们按照经贸委的要求，推行了韩钢经验，实行了分段分包制度，把厂子各道工序作为独立的单元，按照市场价格来模拟确定内部转移价格，也实行了‘成本否决’的办法，但是并不能解决市场问题。
我们的包袱太重，厂里测算过，到上半年我们的负债达到了13个亿。
另外，我们名声太差，同样的产品，我们不降点价就会遭到排斥。
实话说，这次来也是厂里领导们委托我来的，请您看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帮我们想想办法，这三千多号人，不能再这么守着过下去了。”
回家这一行，安苏的心乱了。
她是给下岗那批工人找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可是工人远在国外，家里不能照顾，如何两全？
韩江铁厂这乱摊子又怎么收拾？她本想跳出铁厂的圈子，不闻不问，但王铁民最后讲，他是代表厂里3000多号人来的。
王铁民曾经是2号炉的主任，比安苏小不了几岁。
离开时候，安苏分明看到对方眼里打转的热泪。
几天后，安苏去燕京看望父亲，说出了自己的焦虑，她想帮铁厂拜托困境，却无能为力。
安老端详着女儿说道：“世间哪有双全法？这也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
韩江铁厂几十年年一直不死不活，越这么拖下去包袱越重，我看最终还是不破不立。
咱们家是有名的‘守法户’。过去你在那儿工作，我不好发表意见；现在退下来了，更不能插手地方事务。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你这是牵着驴找驴，昏了头了。”
安苏有点疑惑：“爹，你老别跟我打哑谜啊。我怎么是牵着驴找驴呢？”
“嘿，你这孩子！解决韩江铁厂包袱应该采取市场的手段，你不是在给人打工吗？去找你的新东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