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女人，也喜欢男人。也许这点让我下到了地狱中来。”
“个人的性取向偏好不会直接导致灵魂的归处，大部分时候是动机所导致的事件影响了灵魂的重量。当重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只能往下坠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我是1978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32岁，是在某个城市游行中被打死的。
那时我已经从利兹搬去了底特律，想在美国开始不一样的生活。我本以为美国是自由的，民主的，没有想到却在游行中丢失了性命。事实上，我至今都不知道我是被警察的子弹击中的，还是被游行队伍中的人们误伤。”
“你本来去美国是想做什么的？”
“我的家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很爱他们，但他们是不会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存在于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中的。我的存在让他们蒙羞，让我的父母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和父母出柜，随后被迫与家人们断绝了关系。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就像沉到了海底一点光亮都没有的地方。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不敢。
我是个胆小的英国人，白天乞讨，晚上酗酒，以此度日。我在街头流浪了半年时间，用酒精反复蹂躏自己的身体和神经，那半年时间比在这地狱中还要难熬。”
“后来呢？”
“半年后，利兹即将进入冬天。冬天对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是致命的，我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找一份还过去的工作，最好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只要有钱能让我买咖啡和三明治就行。二，去教堂的福利院过冬。
很明显，我是不可能去福利院的。我在教堂的眼中如同行走的撒旦，我这种本身就是恶的存在怎么能走进那种地方呢？
很幸运，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教父》。除了《教父》以外，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
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我就在那里住下了，这一做，又是半年。
半年之后，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兰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初的时候，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已经想好了，在那之后，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
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他都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
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我心情很好，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倒了一杯凉水，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
“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据他说，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但他什么都不想玩，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