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简牍修复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之一，方北松先生和孔建文是非常熟的。
社科院考古所这边，毕竟全国到处跑，每年都有大量的竹简修复工作会和荆州文保中心接触。
孔建文同样笑着和方北松寒暄了几句，然后才说起正事：「老方，你们接手竹简都几个月了，情况如何？」
「那些竹简，有复原出来的吗，里面记载了啥，有没有啥重磅文献？」
之前从墓中文书档桉室里，一共清理出来了差不多五千多枚竹简。
这个数量，可能现代人看来，好像很多一样。
但是实际上因为竹简能够承载的字数不多，所以实际上一枚竹简也就只能写十几个字。
这五千多枚竹简，记载的所有文字加起来，可能也就十万多字而已。
不过，对于古人来说，十万字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了。
也许是因为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的信息载体，不管是竹简还是木牍又或者帛书，都不适合拿来大量记载文字。
所以，华夏人从最早的商周时期，到后来的秦汉，文字都是很简练的。
追求的是以最少的字数，述说出最多的信息。
华夏人的「文言文」体系，也恰恰是在周代到秦汉时期，被彻底完善。
华夏人特殊的文字体系，这种一个字就能承载大量信息的「方块字」，也许就是因为竹简和木牍的限制，才诞生的。
所以文言文在现代人看来，十分的复杂难懂，可能一句七八个字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却能够翻译出二三十字来。
甚至别说现代人了，实际上就连古代人自己，因为这种用最少的字，纪录最多信息的书写方式，导致除了写书的本人，后人看不懂，或者根据书籍内容解读出不同思想的情况都很常见。
像儒家的公羊派、谷梁派，其实就是《春秋》公羊注和《春秋》谷梁注的区别。
两者学的都是孔子的《春秋》，但是因为《春秋》本体太精简了，所以后人学习，会留下自己的注解。
同样一句话，可能不同的人，留下的注解却会不一样。
这才有了学公羊注解的公羊派，和学谷梁注解的谷梁派。
上古先贤所着的书，差不多一两百字就已经是一篇信息量很大的文章了。